2008年8月23日於廣州[3]文學評論·人格 ，一棵獨立支持的大樹人格，一棵獨立支持的大樹
廣東的一批老作家，在當代中國文壇上，頗具實力。有的至今仍葆有旺盛的創作活力。由於年齡的差異，以及性格、心理、社會諸因素的影響，除蕭殷、杜埃外，與他們之中的其他人，幾乎沒有什麼個人交往。但我們關注他們的創作現狀，關注他們新發表的每一部重要作品。最近讀到陳殘雲的散文集《異國鄉情》，其中提及的一些往事，是我們親身經曆的“有感而發”。於是，在旅途的間隙，寫了這篇讀後隨想。
在廣東文學界，陳殘雲是一位有威望的作家。這不僅在於他的作品，更在於他的人品和人格。讀他的作品，了解他的生活經曆、創作經曆和文學活動的人，都會獲得這個印象。“文如其人”，一般的理解，係指作品、文章的風格與作家、批評家的個性、稟賦、氣質的相近，其實，是還應包括作家、批評家的人品與人格的一致的。否則，就很難解釋“文不如其人”的另一種現象。陳殘雲是名副其實“文如其人”的。
這個集子中有一篇題為《重訪水鄉》的散文，作家在《序言》中專門作了說明。其中一段說到：我把《重訪水鄉》收在集子裏，加以說明，目的不是要讀者注意欣賞它，而是對林彪、江青一夥的胡作非為作一點回顧，讓人們時加警惕，不要忘記他們的惡行。特別是一些中了他們的“左”的流毒的人，要吸取教訓，消除思想流毒，跟上大轉變的形勢，隨著人們前進的步伐，一同發展，一同邁進。
據我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將1974年曾震動廣東文藝界的所謂“文藝黑線回潮”事件（指陳殘雲的散文《重訪水鄉》和陳國凱的短篇小說《大學歸來》的發表）訴諸於公開的文字。此前，陳殘雲同誌曾在各種場合多次談到過這件事。有輿論指責說：這未免“耿耿於懷”，“過於看重個人的得失”。我們以為，陳殘雲同誌的直率、坦誠，較之那種不負責任的謠傳、訛傳，甚至惡意中傷、誹謗，要光明正大，要道義得多。他具備了作為一個優秀作家所應有的寶貴素質——正直感、正義感，嫉惡如仇，襟懷磊落。
《重訪水鄉》刊發於1973年5月20日《南方日報》的《火炬》副刊版上。當時，筆者正在這家報紙的文藝部從事編輯、記者工作。用自己的眼光審視這篇作品，以為：它帶有明顯的配合政治運動（“批林”）的“痕跡”，在作家的作品中，不能說是上乘之作。但作為作家複出後的第一個作品，又明顯地可以感到對生活、對前景透出的一股熱情。然而，就是這樣一篇作品，在1974年夏天“反擊文藝黑線回潮”的運動中，被當作“毒草”，在當時最最權威的“審判台”——大字報欄上遭到嚴厲的抨擊：“《重訪水鄉》的要害就是‘重訪’二字，就是要讓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文人重新占領文藝舞台，複辟資本主義文藝。”後來，竟發展到要予公開批判。當時報社文藝部的多數同誌對這篇作品，持肯定態度；對這種所謂“批判”更是持強烈的異議和堅決的抵製的。甚至說：評判作品庸俗、低劣到如此地步，既可悲，又可憐。陳殘雲同誌不畏強權，公開表示了自己的強烈憤慨，並極力進行抗爭。——他隻是在為自己的一個作品的不幸遭遇抗爭嗎？不，他也是在為理智的清醒，為真理的純潔而抗爭！作家的所作所為，在當時“輿論一律”的環境裏，似乎顯得冷傲、清峻，鶴立雞群，但這恰好說明，作家有自己的堅定的信念，有自己的獨立的人格。以後的幾年，作家再也沒有動筆寫文章，以沉默代替激劇的公開反叛。但他“人閑心不閑”，常常在朋友家秘密聚會，“注視著形勢的變化”，“互相傳告好消息，互相勉勵”。悼念著名版畫家黃新波的文章《最後一杯咖啡》，就真實地記錄了這些令人拍案擊節的動人情景。一個作家，一個以改造和完善靈魂為己任的作家，倘若失去或扭曲了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就如同折斷了脊梁骨，整個身體就會失去重心，最終將崩坍和毀壞。不可忌諱我們的失誤，不可忘記我們的教訓，似乎提及於此，就是“耿耿於懷”，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當代人的心理變化軌跡的。人類的生活，永遠不會在單軌道，而是在雙軌道和多軌道上運行的。一個民族，一個個人，應該時時回顧和思索過去的失誤和教訓，回顧和思索的目的在於奮進和有為，在於現在和未來的開拓中不再重複過去的失誤和教訓。有時候，認真對待一個失誤和教訓，較之成倍的成功和經驗，所獲得的教益還要豐厚，還要結實。尤其是我們這個有著深厚封建積習，缺乏民主傳統的民族，有著因動亂歲月帶來沉重後遺症的社會，忘記了失誤和教訓，極左思想和極左思潮的複活，並非是不可能的。教訓和經驗，是有著同等熱力和光亮度的兩座燈塔。陳殘雲之所以在事情過去幾近十年之後重提有關《重訪水鄉》的教訓，原因即在於此。
陳殘雲在惡勢力和有害的思潮麵前，始終保持著自己獨立的人格，不媚俗，不屈膝，不悲哀，像是暴風雨中一棵獨立自持的大樹，寧折不彎。作家的這種個性、稟賦、氣質，在集子中寫到自己青年時代生活的作品中，已透露了強烈的信息。本世紀四十年代的最初幾年，作家在日本占領下的馬來亞、新加坡生活。《異國風情》、《走出馬來亞》、《遙寄星島》、《新加坡抒懷》等篇，就是記敘和回憶這一段生活經曆的。作家寫道：“在這忠奸不分，功罪不明的時勢中，我自問缺乏‘大國民’的風度，因而我有的就是無言的憤恨”，“對於那些‘講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的虛偽的人，我是有勇氣表示憎惡的”（《遙寄星島》）。作家在青年時代對那種奴顏婢膝的偽善人的深惡痛絕之態，與三十年後，在動亂歲月中對極左勢力的憤懣之情，真是一脈相通嗬。江山易改，一個人由幾十年生活經曆鑄造成的性格，卻是無法改變的。作家宣稱：
我不願意隨風起舞，做一隻外香內臭的點綴世界的蝴蝶……
——《遙寄星島》
上述這段話，寫於1945年。當時作家三十一歲。這以後也就成了作家一以貫之的一個人生信條。在那陰霾蔽日的黑暗歲月，作家懷抱滿腔的愛國熱忱，冒著生命隨時可能毀於一旦的風險，作著坎坷的長途跋涉，從馬來亞、新加坡，經泰國、老撾、越南，輾轉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心境的昂奮是不言而喻的。作家為自己“還有壓不碎的生命”而“慶幸”，為自己能看到“沒有人性的法西斯強徒倒下”而“興奮”。
具有意味的是，二三十年後，當作家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使節，出訪他青年時代曾滯留過的地區，如香港，以及另一些國家，如羅馬尼亞時，仍有“如當日一樣走在征途上”的深沉凝練之感（《旅港小記》）。作家對那裏的土地和人民，懷有深深的眷念之情，因為這畢竟是他為之留下過“歡快和痛苦的腳跡”，“愛和恨，笑聲與眼淚”的土地（《新加坡抒懷》）。雖然相互之間的名字都忘了，但在共憂患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感情是可貴的”，是永存的。作家衷心祈願這些國家、地區的人民幸福，社會進步。此外，作家在矚目和讚賞這些國家、地區的發展的同時，也毫不隱晦和掩飾對它的膿瘡的批評，在友好交往中，既注重友誼，又保持了自己獨立的人格。——這裏，已經是大寫了的人格，一種人化了的國格。這集中表現於對香港社會的黑暗麵——尤其是腐朽的人肉市場和商品化了的文化，作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但作家始終不以感情代替理智，而是冷靜地也是肯定地指出了香港社會“暗淡之中光亮”的另一麵（《香港散記》），它的經濟發展和繁榮。《“南風窗”的背後》這篇類似青年修養的雜感文字，對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變化及與內地的交往、關係等，作了一個概略性的回顧，論證有力，分析得當。作家的結論是：“‘南風窗’的背後是一幅異常複雜的生活圖景，有笑有淚，有搶與被搶，有吃人和被吃，有賣人和賣己”，以此告誡年輕人“應正確地看清它的真實麵貌”，不要盲目羨慕“南風窗”。作家的這個看法，較之一味的指責和絕對的崇拜，是更多一點辯證法，更具說服力的。作家的足跡在走遍了“東方之珠”——香港，“黑海的明珠”——康斯坦薩等地之後，寫下了這滿含深情又滿含自省、期冀的話語：中國在世界上是很美的國家。雖然它還很落後，但很美，將來會更美（《羅馬尼亞紀行》）。
每每讀到這段文字，我們胸中就會湧蕩出深沉而又熾熱之情，既為作家對現實所持的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態度，又為作家對祖國未來抱有的樂觀主義情懷。
作家的這種堅定信念和崇高理想，還始終滲透在其對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熱情之中。他在考察了香港文化，並與內地現階段的文化作了比較之後，深信：我國社會主義的文藝方向是正確的，它有無限的生命力，前途必定是光輝燦爛的（《香港散記》）。
這既是斷語，又是預言的雄壯話語，並非是一個抽象的觀念，我們從作家筆下所展示的兩種對立的畫麵中，完全可以獲得可感可觸的形象。一方麵，作家對香港文化中的商業化和性開放的腐朽部分，作了較為逼真的勾勒和描繪，並指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人欲橫流的生活反映，資產階級最腐朽的文藝現象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麵，也不抹煞香港文化中的進步成分及其作用，認為這才是它的“中流砥柱”。更難能可貴的是，作家的觀察並未止於此，他還深一層看到：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裏，複雜的社會環境和尖銳的矛盾衝突，使作家“有可能創作具有時代特色的傑出作品”（《香港文壇瑣談》）。關於這點，似乎在對香港文化的考察中，尚未有人意識到。因為這其中包含著這樣一個真理（也是為文學史所證明了的）：在黑色的王國裏，有時會照射進偉大作品的一束光芒。因之，作家才那樣滿含殷殷之情，籲請香港“正直的、思想健康的、有理想的進步作家，在困難的逆境中掙紮、苦鬥”，“有獨創性，不要追風”，“深入的了解香港生活，努力創作出思想藝術都受到人們讚揚的優秀作品來。”作家在客觀地分析了香港文化的利弊之後，結合內地文藝的現狀，提出了“中國化，民族化，不是‘洋化’”的藝術觀點（《香港散記》）。這對於我們今天建設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文藝，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