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是一種異常複雜的現象，這樣或那樣的失當在所難免。如果隻是為了某一種需要（政治的或權欲的……），而隨意改變自己的藝術主張和審美標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仍可以看到那種隨風歪倒的“牆頭草”似的人物，他們似乎從來沒有自己堅定的藝術主張和審美標準。陳殘雲的創作實踐和文學活動實踐告訴我們：他對文藝所持的整體的觀念，是堅定的，也是較為公允的。集子中有一篇文章，題為《老兵踏上新征途》是寫他對“文藝黑線專政”論和“文藝黑線”論的看法的。這使我們聯想起另一件事——
197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首都文藝工作者的長篇座談紀要。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同年十二月，在廣東省文藝創作室和《南方日報》編輯部召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座談會上，陳殘雲同誌第一個提出：光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而不同時批駁“文藝黑線”論，就不能從根本上推倒林彪、江青合夥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文藝黑線專政”論否定了，但是否還存在一條“文藝黑線”，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予以澄清。陳殘雲同誌對“文藝黑線”論是堅決持否定態度的。他的這個講話，引起了與會同誌的強烈反響。廣東文學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最初幾年的活躍，乃至全國矚目，正是從這以後召開的一係列的會議推動的。可以說，作家獨立的人格，還表現在對文藝問題有自己獨特的、犀利的見解，有深刻的、準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
文化大革命前，陳殘雲有“紅旗”作家之稱（他的幾篇最有名的散文發表在《紅旗》雜誌上，故有此稱呼），收進《異國鄉情》中的篇什，多為散記、雜感、紀實體的文字，藝術感染力可能弱一些。我們期待著作家“山明水秀”般風格的散文新作問世。
1983年8月23日於牡丹江—北京的列車上
注：《異國鄉情》，花山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3]文學評論·評論家的藝術情思評論家的藝術情思
許多文學青年都熟悉評論家的蕭殷。然而，對同時又是小說散文作家的蕭殷，則並不十分熟悉。這些青年同誌，讀了他新近出版的第一個小說散文集《月夜》，不禁為之讚歎！想不到評論家也能寫出如此優美動人的作品。其實，這並不奇怪。蕭殷三十年代初步入文壇，就是從寫小說開始的；隻是以後因為革命工作的需要，才致力於評論。正如他在集子的《後記》中所說：自己“更喜歡想象和幻想，更習慣於概括和描寫活生生的可感可觸的東西。”這個特點，既表現在他的評論文章中，也表現在他的小說散文的風格上。
蕭殷解放前寫的近百篇小說、散文、文藝通訊、報告文學、特寫等，大都散失了。收進《月夜》中的十一篇小說、散文，是他在五十年代繁忙的工作之餘，接觸生活時，“每次都不由自主地提起筆來”寫成的。這些作品雖是二十幾年前寫的，但今天讀來，我們仍被作家筆下的藝術形象和意境創造所傳達的真摯感情，掀動著心扉。字裏行間，仿佛有一團團火焰般的詩情，在燃燒、跳躍。托爾斯泰說：“作者所體驗過的感情感染了觀眾或聽眾，這就是藝術。”“感染越深，藝術則越優秀”。《月夜》的成功正在於此。
很明顯，上麵談到的《月夜》的這個主要特色，散文的成就又勝於小說。《桃子又熟了》是蕭殷的名篇。它在我國當代散文中也有一定的地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1957年《散文特寫選》和建國三十周年《散文特寫選》，都收進了這篇作品，足見其影響和生命力。這篇散文僅是通過對新聞記者倉夷的一些生活片斷的回憶，寫出了作家對革命戰友的深切懷念和眷戀之情。在藝術表現上，作品借助主人公十分喜愛的“水蜜桃”作為感情的貫穿線索，並通過反複的渲染，聯結層次迭出的懸念和湧出的情緒高潮，托物以情，情景水乳交融。從而創造出了一個深沉、雋永的散文意境。借此去牽動和感染讀者的情緒和心靈。散文開篇，運用近於小說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作家與倉夷在解放戰爭時期，一次因美軍的阻撓，不能同往北平的矛盾處境。其間，作者特意用工筆細膩地描繪了倉夷在飛機場休息室選購水蜜桃時的動人情景，及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情，為以後作家睹物（桃）思人引發的感情波濤，埋下了伏筆。之後，作品省略了作家在飛機上的心理活動的靜態描寫，而代之以出其不意的筆觸，用濃墨展開作者在北平機場“向耀眼的白雲堆裏搜索著黑點”，等待倉夷到來的憂心如焚的心情。作品在這裏留下的“倉夷為什麼沒有來”這一懸念的線頭，就緊係著讀者的心弦。再下來，作家對倉夷的描寫，從平麵轉向立體，穿插了作家對倉夷的許多高尚品格、革命情操等往事的回憶，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了倉夷的可愛的形象。而且，作家對往事的長篇追憶，不是孤立的，而是把它放在多次為桃子灑清水這一典型細節和典型的情緒狀態之中，這就大大加濃了作品的“托物抒情”的氣氛，和“見物思人”的感情色彩。正是在這種冥冥思念之中，作家關於桃子“已經由柔軟逐漸腐爛起來”的一筆，不禁令我們不安的心為之顫栗。這裏，作家是以托附了主人公生命的物的變化，來暗示人物命運的陰影的。作家並沒有在這裏突然扼住感情的潮頭，而是繼續鋪開深沉、委婉的旋律，用大幅度的跳躍和剪裁，寫出在此情此景中又一次看到倉夷遠在新加坡的未婚妻的來信，掀動著讀者感情的波瀾，提出了第二個更為強烈的懸念。此後，散文緊緊扣住“信”，展開想象的翅膀，不斷生發出作家對倉夷各種各樣的遭遇和結局的猜測，熱切地期待著他在“經曆過種種非凡的遭遇之後，又從死亡的門口回到生活的路上”。這股崇高的戰友之情，流貫於作品的全篇，也汩汩地流淌在我們的心田。散文的結末處，以類似電影畫麵的選印手法，寫桃子熟了一年又一年，作家也翹首望了一年又一年，終於在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後一年，才證實倉夷已被劊子手殺害，這個讀者不忍卒聽的不幸消息，到此才輕輕點出。“多雨的季節已經過去，桃子又快熟了。……”“可是，可是倉夷嗬！他卻永遠不再歸來！……”作家這最後一聲悲愴的呼喚，是帶血的情思，再一次撥響了讀者無比懷念倉夷的感情的心弦。
作家的另一篇散文《嚴寒的夜晚》，也寫得感人。作品自始至終以冬夜的“嚴寒”這個特定的環境為背景，通過李謙和其他抗日戰士如何與嚴寒作鬥爭的生活場景的描寫，有層次地逐步在讀者麵前展開人物樂觀和坦蕩的情懷，真實生動地再現了當年革命根據地的艱苦生活。散文從寫冬夜的嚴寒起筆，展現北風吹裂窗紙，“顫抖地叫鳴著”的可怖情景，可李謙和其他同誌，誰都因“怕驚醒”別人，裝著“睡得很安穩”，這裏，人物外在表現的“靜”和心理活動的“動”的對比強烈，使其精神世界一開始就顯出亮光；接著，繼續寫風的狂暴，李謙從自己的被窩裏掏出棉花堵塞破敗的窗榻，人物的精神世界進一步透發出光彩；後來，李毅又提出用“精神會餐”來抵禦嚴寒，他的點題發言：“是誰叫我們挨冷？是國民黨頑固派嘛。”使大家的情緒達到了高潮，一時竟引吭高歌，忘卻了嚴寒的存在；直至最後，李毅領著大夥奔向“北風呼嘯”的籃球場，艱難地跟嚴寒搏鬥的撼人心魄的情景描繪，使李謙和戰士們的精神世界閃射出奪目的光輝。作家最後對李謙犧牲前遺書的追憶，點出李謙這樣做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人民能像人那樣生活著”。這樣處理，使得人物內在的精神活動有所依據，同時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題。散文《“孟泰倉庫”》也寫得好。孟泰的事跡在當時是很出名的。作者對此沒有去作正麵描寫，而隻是選擇參觀“孟泰倉庫”這一特定活動過程中，所見所聞引起的感情上的漣漪，從而形象地再現了人物的“高貴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