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夜》中收集的幾篇小說，有的也是動之以情的。其中以《在柳莊》、《傷疤》兩篇寫得最為出色。《在柳莊》主要寫了三個人物。父親陳金海這一人物著墨較多，但由於他的性格大部分依靠間接的敘述，直接描繪還不夠，因而，這個形象遠不是激動人心的；母親隻是陪襯的人物，寫得也比較一般化；女兒小玉蘭，花的筆墨不算多，但由於作家抓住了人物在特定環境下感情起伏和變化的脈絡，以及表達感情的獨特方式，並逐步展開與“我”的感情交流，因而，小玉蘭的形象給我們留下的印象較深。小說按照小玉蘭的年齡、心理特點，寫她雖然不完全懂得眼前發生著的一切，但知道來她家養傷的“我”是她父親的“同誌”，便每天帶著三條小花狗，“想出各種耍法來逗它們玩”，以此去慰藉和溫暖“我”“煩悶”的心，使雙方由感情溝通，到貼切，再到融合，共同的患難和命運緊緊維係在一起。小說中關於“我”傷養好後，許諾給小玉蘭捎來一大筐“柿疙瘩”，而等待“我”的卻是小玉蘭一家已被敵人殺害的噩耗的敘述，進一步加深了這種憂患感情的渲染。最後，當我們讀到“我”為小玉蘭一家掃墳的淒涼情景的描寫時，心被揪痛著，不禁潸然淚下。《傷疤》在人物的表現上與《在柳莊》有近似之處。它緊緊抓住革命戰爭年代一位普通老大娘金蘭媽兩次救護受傷的營教導員的故事，細膩地展示了這位革命母親崇高的情懷。小說中關於金蘭媽背負教導員艱難穿行山嶺水窪幾十裏，以及救人而不顧“家當”被敵人燒毀的行動描寫，讀來感人至深。
以上看法，隻是讀了《月夜》之後，感受最深的一點。蕭殷多次強調，評論工作者最好也從事一點創作實踐。這個意見，我們覺得很寶貴。對於評論工作者親身體驗創作這門精神勞動的甘苦和複雜性，更準確、公正地運用藝術規律來分析、評價作品，不無裨益。他還說：等稍閑暇些，還準備執筆寫幾篇散文。我們殷切地期待他洋溢著熾熱感情的散文之花，再吐芬芳。
1980年12月28日於廣州
注：《月夜》，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3]文學評論·“才子”型散文群體的佼佼者“才子”型散文群體的佼佼者
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是有緣分的。在廣東期間，有幸幾次與張漢青同誌結緣。
六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山大學求學，從散文《故鄉的榕樹》讀到和記住了賀青（張漢青發表作品時的筆名）這個名字；
七十年代初期，我在《南方日報》當記者、編輯，是張漢青同誌的直接部下，曾親自聆聽了他關於“三個有益”（開卷有益，邁步有益，提筆有益）的著名講話，令我終生受用。
——真摯的教誨，溫暖的情誼，柔和的慰安，將伴隨我衰老的年華和不會衰老的記憶。
張漢青同誌兼備革命者和作家的高尚品格、美德和才華。
對文學而言，也許少了一個更為多產的優秀作家；對從政而言，則多了一位明達事理的開放型文化型的領導幹部，於社會於百姓絕對都是一件幸事。
對人類生存生命的執著關注，是張漢青同誌散文最為強烈最為深厚的主題。而“綠色”——“理所當然”的“天地間最主要的色彩”，又是它主題的倚載。作者毫不吝嗇，瀟灑飛揚地歌讚“有無比生命力的綠色”，綠色是“生命的呼喚”。甚至連“落葉”，這種古今中外幾乎無一例外被視作蕭條、落沒、傷感情緒象征的自然現象，都被他賦予了生命的動感和質感。“落葉是值得驕傲的”。“落葉”激發作者的情緒狀態，是“黃金般，醉酒般的容顏”。作者寫“落葉”，寫新陳代謝過程中生命的更新氣象，是如此明亮、美麗：“落葉紛紛揚揚，東飄西舞，它是在無限深情地最後一次親吻，擁抱自己的兒子，給那些幼小的種子送來囑咐，祝願它們在來年春天，把根紮進沃土中去，並迎著燦爛陽光，伸出第一片嬌嫩的綠葉。”這類神來之筆，沒有生命的深切體味，不可能得來。
張漢青同誌有一個綠色情結，這首先植根於他幼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特定生存生活環境。他出生生長的那個粵東小山村，雖非莽莽林原，崇山峻嶺，但那裏秀美清澈的青山綠水，早已變成他生命的乳汁和夢幻。二十歲那年，即１９５１年，他奉調廣州，十二年之後，終於將久久蘊積於心的思念和感悟，寫就散文名篇《故鄉的榕樹》。這也是他個人也是廣東散文史上，一篇具有“界碑”價值的作品。又等了二十二年之後，即１９８５年，他再一次把對綠色的關注，對綠色生命的思考，揮寫成散文大作《綠葉賦》。這也是新時期散文的重要作品之一。作者的視野、境界及至審美價值的判斷，已從對一種特別色彩透視人類一種品格的單一，而與人類與自然界的整個生存命運聯係了起來。作者對於“人禍”而招致“自然界的報複”，表達了不可遏止的如焚憂思。作者在另一篇散文《功不在禹下》甚至借助有識之士預言：“如果北部邊疆的草原和沙漠不治好，首都北京將有一天會成為戈壁灘上的孤城”。而近幾年沙塵暴肆無忌憚的襲擊，是人們並不願意麵對但實在是一個殘酷的證明。作者如此宣稱：“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作者賦予綠色“生命、希望、純潔”的象征，人類與自然界對於綠葉、樹木、森林的依戀之情。可以說，從一個散文作家的角度，張漢青同誌是最早意識和關注綠色，意識和關注人類與自然生態平衡主題的醒覺者之一。智者的預見性與超越時空的眼光，也使張漢青同誌的散文閃爍著獨特思想的光彩。
張漢青同誌散文的另一個主要特點，是貫穿始終的高尚而堅挺的人格精神。作者在《〈故鄉的榕樹〉後記》中談到：他的作品“總是同時勢有著某種因緣，是為著鼓吹新生、激勵後進、鞭撻陳腐，而將胸中的所感所思形諸於筆墨的”。因“時勢”順應潮流而非隨波逐流更非逆潮流，人格精神是中流砥柱。無論國家、民族、人類還是一個具體的個人，又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張漢青同誌散文頌揚的主色調性格精神，即是堅強不屈，不屈不撓。陶鑄同誌的《鬆樹的風格》，是當代散文名篇。“鬆樹的風格”成為一個共名詞、代名詞，那就是決不動搖的信念和意誌。作者借助對鬆樹的“枝幹”立於風霜雨雪中，形狀情態的描摹予以完成。張漢青同誌的《榕樹的風格》，創造的是一種“榕樹的風格”，即無比堅毅的生命力品格，作者深情地寫到處於風暴雷霆中洋洋大觀的榕樹地下的根叢，如何“同心協力地緊緊攫住大地”，從而創造出榕樹“凜然的剛勁”、“根深葉茂”、“挺立倔強的生命力”形象。張漢青同誌的另一篇重要散文作品《種子讚》，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從文學史家的角度衡量，都不應該忽略。這也是廣東散文中一部優質作品。作者竟從一粒粒“不顯眼的、細小的種子”，領略到一種不平凡的“值得尊敬的氣質”，那樣充滿活力和希望，那樣茁壯而倔強。由自然界的植物種子再聯想到“革命的種子”，作者又在嗬護和褒揚“酷暑熱不壞、嚴寒凍不垮”的革命種子精神。
縱觀張漢青同誌的散文，其人格力量，其鋒芒所向，其批判精神和現實生命力，還在於：對“摧花手”及至“摧人手”的不屑不齒與深惡痛絕。他從白蘭花偶爾被折枝斷枒引發出對人性缺陷的慨歎。作者對興“謗”行“毀”的“摧人手”的醜惡醜陋形象進行了入木三分的雕刻：“飛流短長”，“不負責任的閑言碎語和嫉賢妒能的惡意中傷”，“從天而降或從陰間跑出來的謗言”，甚而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台風，把一些有為的人刮下去”，“加上有的領導者又一味盲從，以致人才頓失，智力浪費”，作者疾聲鞭撻“摧殘人才，則真正是一場悲劇”，把“最有價值的東西給毀了”。這篇散文雖然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寫於知識分子開始艱難複出、開始“露崢嶸”的年代，於今於未來，都是一個沉重和冷峻的警示。更何況這種人才被摧殘甚而摧毀的悲劇還不時在重複在重演。
張漢青同誌的散文還總賦予他所描寫的對象物以某種精神品格的特殊象征意義。他從《杜鵑的叫聲》想到對人類個性的保護；由槐樹冬日的沉睡不醒告誡人們切不可陷入“不知春”的封閉；由桐花的一片雪白禮讚人的氣節高潔；由北戴河遼闊的波浪，祈願大家都做一個：“有大海般胸懷的人”，“始終把目光投向遠方，投向未來”，升華人的情操和品格。
張漢青同誌的散文是精粹的，清新的，明朗的，但又有內在的剛毅、趨前、昂揚。
張漢青同誌為人為政是坦蕩的，清廉的，善良，善待別人和樂於幫助他人的。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上半葉，廣東形成了一個以秦牧、陳殘雲、林遐（江林）、賀青（張漢青）、楊石（楊應彬）、李爾重等為中南“才子型”的散文群體，也是當代廣東散文斷代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作家群。張漢青同誌也是其中佼佼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