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2日深夜於廣東電視中心25樓[3]文學評論·“末代”大學生的反思與認同“末代”大學生的反思與認同
炳兄，我的朋友。
我們相識，卻帶浪漫色彩。1971年夏，我還在湛江地區電白縣七逕公社安樂大隊接受“再教育”。一天傍晚，我們在公社大門口的空地集會，當時已是《湛江日報》記者的袁炳，在這裏第一次見到我。後來他對我說起了當時瞬間的感覺：在黝黑的人叢中，突然發現一個肌膚白淨、眉目清秀、身材頎長、學生模樣的年輕男子，仿佛深山溝裏開放的一朵炫目的野玫瑰。真不曾想到，在一夥同齡男性眼中，青年時代的我，竟會有這種風情？！炳兄在《湛江日報》任職十四年，爾後到《深圳青年報》任副刊部主編，不久又創辦《特區工人報》，並任副總編輯（這期間一直沒有任命總編輯）共三年時間。十七年來，我們之間一直保持著親密的友誼。在蹣跚的人生旅途中，我們始終心靈相通，用正義的力量和高潔的精神，共同抵禦邪惡與汙穢。
炳兄，我的同時代人。
我們一起跨越過兩個時代，又是聯結兩個時代的曆史見證人。1964年夏，他考入海南師範專科學校中文係，我考入中山大學中文係，並先後於1967、1970年畢業離校。我們就是後來稱之為“末代”大學生——“老五屆”大學生的一代人。“老五屆”大學生是一個特定概念，係指1961、1962、1963、1964、1965年先後入學，文化大革命期間畢業的1966、1967、1968、1969、1970屆大學生。
“老五屆”大學生正在我國經濟、文化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作家、批評家隊伍中，“老五屆”大學生尚未出現最拔尖、最超群的優秀者，但畢竟有了一些相當知名度的分子。作家中，如達理（馬大京、陳渝慶）夫婦、許謀清（北京大學），金河（內蒙古大學），吳若增、成一（南開大學），韓石山（山西大學），胡辛（江西師範學院），楊顯惠（蘭州大學）等；批評家中，如曾鎮南（北京大學），王富仁（山東大學）等；廣東作家有：黃虹堅（北京大學），劉斯奮、何卓瓊（中山大學），錢石昌（上海戲劇學院）等。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人注意和研究“老五屆”大學生出身的作家的獨特構成，他們的人生背景、文化脈絡、哲學觀念、意識結構、心理形態。正像受過高等教育與非高等教育的作家的異同被研究家們所忽略一樣。還有，更為奇特的一個現象是，被認為最沒有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整整一代工農兵大學生，他們當中卻擁有名列當代中國文壇前茅的幾位重要作家：張承誌（北京大學），路遙（延安大學），賈平凹（西北大學），韓靜霆（中國音樂學院），劉亞洲（武漢大學），梁曉聲（複旦大學），何立偉（湖南師範學院）。而新時期最初入學的大學生中，作家的比例則大幅度增長。有名氣的，如王兆軍（複旦大學），陳建功、黃蓓佳、張曼菱（北京大學），韓少功（湖南師範學院），張煒、矯健（山東煙台師範專科學校），劉索拉（中央音樂學院），朱曉平、肖複興、陸星兒、喬雪竹（中央戲劇學院），李杭育、王旭峰（杭州大學），馬原（遼寧大學），方方（武漢大學），蔣韻（山西太原師範專科學校），李貫通（山東聊城師範學院），張平（山西師範學院），等等。而這其中的一部分人，又正是橫跨兩個時代的“老三屆”——1963—1965年入學的66、67、68屆的初高中生。
“老五屆”大學生、工農兵大學生、新時期入學的大學生，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接受的教育也不盡相同，即使這之間有交叉，但畢竟大體形成了各自的觀念體係和文化體係，並由此深刻影響著他們的創作觀與批評觀。就共有的思想特征而言，“老五屆”大學生對世事持較為冷靜、公正、執著的評判，不特別偏激，也不趨於保守，容納百家，兼收並蓄，揚其所長，棄其所短。這集中體現在他們對待民族傳統和西方文化兩者關係的態度上。
這種不完全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固守傳統、排斥西方的老一代與排斥傳統、全盤西化的新生代的思想特征，是幾個特定曆史裂變期交互作用的結果。“老五屆”大學生是從建國後十七年接受正統的教育開始，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哲學觀、文化觀、倫理觀的。文化大革命則將他們正統觀念中的弱點、缺陷和糟粕推入一個危險的極端。新時期實行的較為開明的政治和對外開放政策，使他們有可能重新檢討自己和再認識自己，尋找一條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既繼承民族傳統精華，又吸收外來文化優長這一較為切實的道路。
炳兄毅然離開粵西故鄉，舉家遷往深圳，這個行動本身，就足以證明他的思維形態對這個偉大的曆史變動具有吸附力。而“老五屆”大學生的根本性的思想特征，在他的這部散文、特寫集中，也顯得根基深厚。尤其是站在新聞記者這個特殊的社會位置，炳兄切入生活的題旨一開始就觸及到敏感的神經中樞——改革、開放。《見聞抒懷》、《開拓禮讚》、《新潮女性》三輯中的大多數篇章，都是在他主持《特區工人報》期間采寫的。也許，由於蒙昧時代的蒙昧教育的灰色記憶猶在；也許，深深憂慮現實生活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蒙昧半開化的劣質，炳兄更為關注現代文明的建設。他真切地感受到，新的生活觀念、文化觀念（包括消費觀念）和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包括行為方式）的出現，正在悄悄改變我們民族的文化心態和民族的素質。而我們民族在極左年代極大發展了的僵化、惰性的一麵，又時時與之抵牾。啟蒙性、誘導式的教育便變得迫不及待。因之，微笑服務、顧客至上、電話拜年、家庭插花，乃至伴舞女郎、導遊小姐、按摩女、客務助理、侍應生、洗手間的管理員，有助於建立現代社會文明的精神需求與方式，都一一進入炳兄的視野。表現了一種對現實的認同感。同樣，炳兄也有過個性和才情被壓抑被踐踏的不幸經曆，因而，對個性的張揚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予以讚美。《從市委大樓走出的歌星》和《深圳，出了個劉西鴻》兩篇，主人公是深圳乃至內地有不小名望的年輕女性。她們從內地誌願落戶深圳，就是為了開拓自己的生命價值。呂平，廣西藝術學院聲樂專業的高材生，為民族音樂和古典音樂在深圳爭得一席地位，改變文化消費不平衡的狀態，先“屈尊”到市委宣傳部當一名普通文化幹事，一旦把握住時機，便果決選擇賓館歌舞廳歌手職業，最終兼任經理一角；劉西鴻，高考兩次落選，後從肇慶招聘到深圳文錦渡海關工作，但文學的夢卻使她的生命處在永恒的躁動不安之中，她終於找到了一塊與特區情韻相吻合的文學天地。炳兄在這裏采擷的隻是彩色人生的幾朵浪花，但我們從中可以領略特區生活的巨大活力。
炳兄大學畢業，從事新聞工作十七年之久，隻是在近期才轉為正式專業創作。可以認為，他更多的是用新聞的眼光而非作家的眼光來感知生活的。因而，紀實性也就成為他的散文、特寫的一個重要特點。在謀篇和行文方麵，具有新聞的簡煉與選取角度的快捷。《“活力寶”的活力》寫深圳占據香港酸奶飲料市場銷量1／３的“活力寶”的誕生；《別無選擇》為全塑汽車大王立傳，兩篇均可做洋洋灑灑的大文章，而炳兄隻抓住“活力寶”與獨霸香港市場數十年的日本“益力多”進行商戰，全塑汽車出籠前主人公的“命運”鋪墊這兩個關節，爾後運籌筆力，同樣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公允地說，真正能體現炳兄散文藝術特點的，是《景物漫筆》一輯。雖然平實仍然使它脫不出新聞記者的固有思維習慣，但他擴大了想象的空間。尤其是，作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塊色彩的分解與組合的圖畫。他十分自如地將都市社會的現代色彩與自然色彩時而糅合，時而間離，既顯示了駕馭色彩的藝術才能，又寄托了某種主觀臆想。綠色，是深圳的主色調，當各種色彩斑斕的人造燈光彙成一條巨大光柱，倒映在荔園湖的綠樹綠水之中，更顯得迷蒙婀娜（《荔園的色彩》）；深圳綠色的森林與香港的“水泥森林”對比，自身的綠色與現代化建設的赤、橙、黃、藍、青、紫的對比，反映了對象征“吉祥、美好、幸福”的自然原色——生命的綠色的渴望（《深圳的綠》）；駐足中英地界因鐵絲巨網產生的灰黑色的陰沉沉的壓抑感覺，已經帶上強烈的主觀色彩了（《那道灰色的巨網》）。炳兄由色彩及人的主觀感覺，含蘊中有所披露。穿過曆史的煙幕，再看現實大地春的催動，又總抹不掉一縷陰雲。這種思緒情懷中曆史與現實、晦暗與明媚、憂思與祈祝的相重疊、相交錯，恰恰是炳兄同時代人共有的心理特征。漫步羅湖橋畔、文錦渡口、落馬洲頭，今日的過從甚密，反襯出昔日的“負荷過重”（《界河橋》）；佇立中英街，今日的“互相溝通”，割不斷碑石將同一國土劈成兩半的強權曆史（《中英街》）。曆史的背負，將在與曆史的同行中卸下。炳兄寄希望於知識、於科學，自然還沒有寫進來的大寫的民主。由金黃、淺黃、深黃、米黃構築的深圳圖書館，在炳兄的眼中酷似“黃金屋”。“書中自有黃金屋”，在這裏被形象地描繪為在知識的大海洋中淘金。每淘一回金，就添一分智慧，特區這塊美麗的綠洲就萌出一片嫩綠的新葉（《那一座黃金屋》）。那被視作“危險地帶”的大亞灣核電站，也會變成鑲嵌在特區東部海岸線上的一顆明珠，一處遊覽勝地（《大亞灣那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