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章(1 / 3)

1989年3月12日於廣州東山湖畔[3]文學評論·曆史前行的熱情歌者曆史前行的熱情歌者

改革、開放,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潮流,也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潮流。這是任何一種個人的力量和個人的意誌所不可能改變的。

在未來的時間和空間概念上,將日益顯示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十年,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曆史上,具有影響世界格局和世界曆史進程的劃時代意義,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自我”的更新與再造。還將同時顯示出:處於我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帶廣東的試驗及走向,在整個當代中國,起到了先鋒與向導的作用,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具特色最具活力的表率。

每一位生活在南粵大地上的人,隻要他順應時代的潮流,有責任感和堅定的信念,都會深情關注這裏曆史性和革命性的巨大變動,成為積極的參與者與創造者。

麵對現實的文學,也必將更新它的內涵,更新它的文體,記者型的報告文學的誕生,就是文學自身演變合乎自然的結果。其中,廖紅球是筆耕勤懇、成果顯著的一位。

在沸騰湧動的經濟變革和商品運動中,廖紅球選擇珠江三角洲作為自己認識生活的切入點與文學創造的倚托。他有區別於許多這種類型報告文學作家的人生方式與個性風格,他不僅僅作為一個媒體,而是首先直接以主體的身份介入,化作企業靈魂與心髒的一個重要部件,爾後才把生活的參與與創造提煉為文學,為形象,為藝術的美。

中山洗衣機廠和它的威力牌洗衣機,不僅在國內雄踞一方,在國際市場也享有盛譽。他的年輕廠長許繼海卻躲避著無數個新聞記者、作家的采訪。可是,當他麵對廖紅球的務實精神,還有那股鍥而不舍的倔強勁,相互之間迅速溝通了,信任了,後來,更是情深意濃。廖紅球被許繼海任命為兼職副廠長之後,不負眾望,在京一次展銷會麵臨突發性的難題時,他將自己十年企業工作實踐的經驗和近十年專業作家的智慧充分發揮出來,終於化險為夷。許繼海向他敞開心扉,將他,他的洗衣機廠,他的威力牌洗衣機誕生的全部“奧秘”,心靈的燈塔與礁石,毫無保留地呈現了出來(《威力,青春煥發的威力》、《中山有個許繼海》)。

采訪一個企業,廖紅球就交上一位企業家朋友。這也是一種社交才能。但不僅如此。或許,客家人天性的淳厚;或許,自身顛簸經曆的磨練;或許,葆有作家擁愛人類的藝術良知……使他在與采訪對象的交往中,顯示了駕馭生活的認知與融合的才能。

廣州卷煙二廠原副廠長張英,因貪汙受賄被處決,一聲槍響,全國為之震驚。羅鬆亮由代理廠長到正式任廠長,麵對外部不信任與輿論的壓力,麵對內部紛爭糾纏的暗流,麵對社會名譽與經濟效益的雙重夾擊,廖紅球理解羅鬆亮,甚至能理解張英“下場”的全部主客觀背景,他又很快獲得了一個在逆境中重塑自己現代企業形象的企業家的信任(《開拓與進取的雄風》)。

“皇妹”啤酒,榮登亞洲“女皇”寶座。它的總經理黃晚成為了在社會主義企業中探索一條正確處理黨政關係,理順企業內部領導機製運轉的路子,一直陷入不被理解的苦悶境地。廖紅球則直陳當地“父母官”,似乎不可逾越的一道難題迎刃而解(《“皇妹”傳奇》)。

廖紅球與江門市自行車公司總經理何偉文的友誼,在經濟界、文學界也是擲地有聲的。一個瀕臨絕境的企業,一位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兩者之間,在現代中國,還不易聯結在“力挽狂瀾”的紐帶上。然而,何偉文以“戰士通過雷區”的無堅不摧的精神力量和奉獻精神,在合作夥伴背信棄義之逆境中,終於昂首闊步邁進了世界市場。廖紅球從何偉文身上,強烈地體驗到了自己年輕時代理想的追求和失落,因而加倍地回報於他(《麵對曆史的求索》)。

在這些報告篇章中,作家為生活大潮推波助瀾的激情不可遏止。廖紅球之所以給自己的這本集子命名為《南來的熱風》,就包含著深厚的寓意,希望在中國前沿地帶奔湧的改革開放的熱風熱浪熱流熱潮,越過五嶺,吹遍中華。

廖紅球是從繪畫走向藝術的殿堂。我以為,繪畫和音樂需要更高的天賦。但是,當他投身於企業的機製,又施展出一種管理才能。我甚至突發奇想:廖紅球如果從工,從商,從“政”(行政管理),可能比文學創作的成就機會更大。

看來,廖紅球鍾情於文學的初衷不會改變。因為文學可以在更廣闊的層麵與深度上,與人類共鳴,甚至在導引人類的文化文明進步方麵,有著任何別的自然或社會手段不可替代的優越性。作為追尋人類生存崇高目標和良知的深切憂患意識,在廖紅球的報告文學中雖未展開改革家們人生沉吟的一麵,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諦聽到他的不平,他的呼喊。

《生當作人傑》是一篇“翻案”文字。也是這部集子中最出色的一篇。真正樹起了一個具有時代瑰麗斑駁特色的形象。原梅州市、梅縣市抓工業交通的副市長陳傑,是振興粵東工業的將才與帥才,在市場機製發生驟變與人際關係羅織的網麵前,卻成了失敗者。改革者是難當的。嶢嶢者易折。我以為,隻要他們不觸犯刑律,就要在批評中實施保護的政策,梅州市黨政領導有著政治家與改革家的膽識與氣魄,後來重新起用這個差點徹底“夭折”的名宿,能不令人欽敬與為之震撼嗎?當然,這也是曆史的選擇和曆史的順應。廖紅球在將視點由珠江三角洲轉向粵東山區,他的感覺是:春風已渡“玉門關”。

廖紅球生於、長於山清水秀,卻又地瘠人貧的梅縣。地理位置偏隅,交通不便,資源與財力不足,給商品經濟的發展套上了重重枷鎖。當奮鬥與機遇的雙重力量使他順利來到大都市出任專業作家,尤其是接觸了珠江三角洲的現代文明,他更為故鄉的落差深深痛惜與不安。但是,梅縣畢竟是一個人傑地靈、人文薈萃的地方,在現代文明的衝擊與熏染下,也必將產生新一代經濟變革的能工巧匠。正是出於這種鄉情,也出於一個作家的責任感,他要向全省乃至全國介紹自己故鄉土地上的英雄創舉。

《謝氏兄弟》的誕生地,緊鄰中國現、當代史上一代偉人葉劍英元帥的故鄉。也許是得到偉人的英氣與靈氣的滋潤,加上改革開放春風的吹拂,謝氏兄弟成為粵東山區第一個名滿全國的企業家。

廖紅球的報告文學集中寫人。他筆下的改革者的形象,都是在現實時空中遺留下自己的思想與行為的軌跡。他有意識地舍去人物的曆史背景,即使描繪現實的命運,也著重於重大事件、典型行動的抒寫。廖紅球被改革者的創造業績所激動,所感染,情緒常常會像火一樣燃燒起來,令他無法坐下來冷靜地思索與沉澱,在下筆之時難免顯出粗疏。尤其是人物的心理契機、情感源流以及個性的魅力無法得以充分展示。但八十年代一代領風騷的改革者特有的時代風貌、氣質、精神狀態,認識人生的穿透力,麵對猝然打擊的沉雄,指揮若定的大將風度,開拓局麵的膽略與智謀……時時在字裏行間流光溢彩。

新時期文學十年的後半期,廣東相當一批數量的作家,轉向了記者型報告文學的寫作,對此,輿論褒貶不一。倘若客觀、公允地評價,倘若作為事物的一個曆史過程來審視,我想:這種文體的產生,有著某種曆史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在實際生活中,在一個特定的中興的社會與經濟階層中,起了激勵與鞭策的作用。這種參與經濟大循環的行動實踐,對作家今後駕馭寬度與廣度更大的現實生活題材,可能是一筆不可小視的財富。自然,當這種文學的商品性與經濟功利目的被過分強調了出來,而忽略了自身的價值目標與固有特點,文學的魅力也將褪色。再則,如果它的報告性、新聞性也黯淡無光,讀者更會索然無味。

報告文學,記者型的報告文學,必然要正視這個現狀,不能失去自己,也不能失去社會。要在反思與檢視中更新和完善,樹立讀者的信心。至於通過寫一個或幾個人物寫出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精神,實現曆史與藝術的完美結合,更要付出巨大的心力與才力。

廖紅球已經出版了長篇小說和小說集,現在又要出版十六萬字的報告文學集,新近則擔負起省作協一定的行政工作,他的人生天平將向哪方傾斜?又寫作又搞行政,這條路非常艱難。他能否摸索出一條兩者兼得的新路來?但無論如何,隻要他一時一刻還戴著“作家”的桂冠,他就不能輟筆,就得不停息地耕耘,不斷地登攀,就得在人生的某一途程中奠定自己文學的界碑。

1990年3月18日—20日於廣東南海西樵山碧雲賓館——廣州東山湖畔

注:《南來的風》,花城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3]文學評論·新聞記者的智慧猶在新聞記者的智慧猶在

真正認識程賢章的為人為文,已是1978年的夏天了。那時,我和《南方日報》文藝部另一位編輯,受命采寫蕭殷先生的報告文學。這時我才知道,賢章是先生頗為器重和鼎力扶持的廣東青年作家之一。賢章完稿於文化大革命末期、粉碎“四人幫”之後才出版的長篇小說《漳田河傳》,先生曾三次批閱與刪改,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寫滿了稿紙周圍的空白,直至病重進醫院。在某些人“輕而易舉”地肯定過的東西,“氣候”一變,也可以車輪般轉過臉輕而易舉地加以否定。而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他們都不需要負責。《漳田河傳》不免遭此厄運。先生起而為之抗辯,給予它曆史的公正的評判。《漳田河傳》並未如同一星塵埃被輕易抹掉。先生一生耿直,淡薄權勢與功名,他最厭惡的是那些表麵謙謙君子而實際上不折不扣的偽善人,那些慣於在別人人生重要時刻耍弄權術和手腕的醜行。

和賢章熟悉之後,賢章幾次勸我寫寫蕭殷先生。我告訴他:我曾給先生的夫人陶萍鄭重許諾過,有一天,我一定會為先生寫一篇沉沉的、重重的、厚厚的、實實的祭文。我不曾想到,我與先生有過的一段純潔、純真、純情的長輩和晚輩的交往,會被紛飛四濺的唾沫所汙染。先生在九泉之下也會拍案而起,橫眉怒對。生前,先生就預料過會出現曆史上曾不知演出過多少回的借所謂維護師長以攻訐其學生的鬧劇,於是,他這樣寫給我:如果“愛護我的話,怎麼忍心去中傷一個有才能的、且衷心幫助我工作的同誌呢?”逝去的先人,活著的後者,我再一次莊嚴地保證,我一定會用我淋漓的鮮血,為先生書著我的敬挽。

先生決不饒恕的隻是那些操行人格極惡劣的少數人,但他對絕大多數人寬容、大度、接納。賢章從先生那裏,更多地受到仁義傳統和人道意識的熏陶。賢章隨和、達觀,不斤斤計較,不自尋煩惱。有時他的浮躁也是驚人的。但不致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他的機警、機智、機敏恰恰在善於調整、調節、調和自己心理的傾斜度。駕馭烙印著古老民族優劣傳統,又注進現代社會商品意識的雜遝的、紊亂的人際格局,更顯得心應手。賢章有著三十餘年的新聞記者生涯。當他重操舊業,絲毫看不出因年齡的不可抗拒的增長帶來的遲暮、遲鈍,卻依然飄逸著智慧的風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