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賢章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主辦的《風流人物報》主編一職，並在實際上兼任主筆角色。收在這本集子裏的人物專題采訪，大都刊登在該報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賢章並不諱忌自己作為主編、主筆的主體意識和自我價值。一旦站在這個位置，觀察生活和把握生活的視角不再是平視，也不再站在常人時時難以避免的低層次上。
賢章的成功，賢章的新聞手筆之所以令新聞界不可小視，恰恰首先在采寫對象的選擇上。在我國，高層政治生活這重帷幕，是不輕易啟開的。高層的人物，一般也不習慣直接與新聞界對話。賢章憑借他主編的這張報紙的民間性質所擁有的某種自由度，以及他旺盛的精力和活潑的社交才能，頻繁來往於高層人物之間。他甚至和他們中的一些人成了朋友。這對於通過新聞媒介，推動高層政治生活和重大決策的民主進程和科學性，真正的、名副其實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虛擬的發揮新聞輿論對於權力的監督作用，會導致良性循環。
賢章采寫的對象，都是省、地（市）黨政要人和某個重要部門的負責同誌。采寫的視角，則集中突出他們的宏觀控製意識。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黨，這十幾年才最為全麵地從封閉狹隘的狀態走向開放、宏闊。路線、方針、政策、策略的製訂，理論的建構，不但從中國特定社會這個環境，更從世界大經濟環境、大觀念環境、大人文環境來思考，來探索，思想體係和思維方式總是力圖與整個世界的戰略格局同步、合成。這是我們整個黨的素質的一次全麵提高、深化和更新。接受賢章采訪的各級黨政首腦，他們的公眾形象、社會形象的改善，正是這個合乎情理的結果。他們頭腦清醒，而少了“官僚”那種愚鈍；談吐自如，有的甚至表現出一定的個性、性格，而不躲躲閃閃，含混不清；觀念開放，而不迂腐；知識麵寬闊，而不褊狹甚至無知。他們同樣表現出現代人的虎虎生氣和強烈的現代意識。他們論題所及，都關旨一個城市，或一個重要部門、一個地區，甚至一個省的影響全局的戰略決策。
廣州市主管城市建設的副市長石安海與記者探討的是廣州城市的性質和功能。曾被遺忘和冷落過的曆史唯物論，成了正確導向的金鑰匙。在正視曆史偏離教訓的基礎上，合乎現代社會規範需要的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終於出台：多功能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廣州城市建設進行曲》）。
珠江三角洲兩個發達地區——佛山與江門，自有其成功的秘訣。佛山的產值與天津、沈陽、武漢齊名，僅次於武漢，躍居全國二十個“百億富翁”行列。許多鎮鄉已達到亞洲“四小虎”——韓國、新加坡、台灣、香港的水準。從基層黨委部門一個台階一個台階攀登上來的佛山市委書記葉穀，大學理科研究生出身的市長盧瑞華，都有著較完備的理性頭腦。他們不但勇於實踐的開拓，而且長於將實踐進行邏輯的概括。佛山何以能成功？優越的地理位置——地處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僑鄉，毗鄰港澳，以廣州為經濟中心的流向；商品經濟發展曆史悠久，商品競爭意識特別強烈；金字塔型的經濟層次；開發性的外向創彙型的工農業體係，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高速中的均衡發展（《從祖廟到自由神》、《佛山，高速度發展的道路》）。江門市委書記黎子流是激情型的改革領導者，但並不用情感代替理智，更不夜郎自大，佛山在他的競爭意識中始終是一個壓力係數。江門的經濟發展速度已經趕上佛山，但絕對值差距甚遠。江門地區隸屬五邑兩陽，地域條件懸殊，工業基礎和商品經濟不像佛山雄厚發達，工業覆蓋麵也不大，農業的戰略開發置於首要的位置（《深化改革開放中的江門市》）。一直較為落後的湛江地區，由於準確地找到“兩水”（水產業、水果業）一牧（牧畜業）的農業開發戰略構想，全盤棋皆活（《湛江農民致富的道路》）。起步更晚，也更為落後的梅縣（《梅城無處不飛花》）、肇慶地區（《墨濃寫端州》），也在自醒中摸索，在摸索中描繪遠大前景。扶貧致富，梅縣就采納了省委提出的由“搞輸血型”變為“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的指導方針。
廣東經濟改革的重大進展，引進外資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戰略抉擇。廣東省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張烈不僅僅總結過去，目光更盯住現狀：根據國際資本對投資環境選擇的幾個主要條件，目前著重改善投資環境，尤其是軟環境，迅速形成投資的“小氣候”，增強外商投資信心；樹立瞄準國際市場的超前意識與創新意識，放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比高低，決雌雄；引進人才，智力投資，技術入股，並以此參加企業的利潤分配。他還創造性地提出向外國政府貸款，國外開發、國外合作等主張（《廣東利用外資的突進》）。廣（州）深（圳）珠（海）高速公路世所矚目，“千呼萬喚始出來”。從論證到施工，其間種種矛盾與困擾，最終在同一戰略意識上統一了起來。廣深珠高速公路副總指揮李牧清晰地描述了它的思路：這是珠江三角洲腹地通向港澳境內，溝通國際市場的大動脈，又是溝通深圳珠海兩個特區和廣州的神經中樞（《廣深珠高速公路》）。海南農墾實現騰飛，經營戰略思想在磨難中得以確立：從封閉型經濟向外向開放型轉變；從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從單一經營向多種經營農工貿轉變；從單一的經濟成分向多種經濟成分全民集體個體聯合體一齊轉變；從農業為主向工農為主導轉變（《雄偉的戰略構想和美好的前景》）。
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鄭國雄關於人才的開發、競爭以及幹部製度改革的論述，記者在標題中就冠以“縱橫”二字，足見其氣度、氣魄。鄭國雄提出的“要為拔尖人才脫穎而出創造平等競爭的良好環境”，“要發現和培養外向型人才”等重大的政策性和實踐性的主張，就充分估計到了現狀對人才的迫切要求：由於外向型工業、外商投資企業、創彙企業的迅速發展，已暴露出我們人才不相適應的矛盾（《縱橫論述人才問題》）。
海南建省，賢章偕同仁及時采訪了中共中央委員、海南建省籌備組組長許士傑。許士傑明確提出：當務之急是認識與把握海南建省的性質與任務。戰略目標是建成一個政策更特更優的綜合性特區。目前致力於能源、電力、交通的開發。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林若也是開宗名義，直接進入題旨，論證工、農、商三者之間的關係，辨析廣東農業開發戰略決策（《暢談廣東農業開發戰略決策》）。
世界新聞社、報紙、廣播、電視的著名記者、首席記者、專欄作家、主筆、評論員，他們采寫的新聞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具有強烈的曆史感，在曆史感中加強現實的認同或批判精神，總是縱橫捭闔，在縱橫捭闔中顯示新聞的精深、準確與厚度。賢章的人物專訪，也許不完全具備這種主觀意識，但他確實注意到了現實與曆史之間的聯係，在曆史的引證中，鞏固讀者對現實可行性的信心。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最終確認，建立在對曆史偏差的勘誤上：五十年代初期提出把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大躍進”時提出建成一個重工業體係，以後又提出以輕紡工業為主的設想。廣深珠高速公路從論證到施工，耗時五年。為了指認它的難產，同時也為了確證它的必備，贏得更多人的理解，賢章首先以整整一節的篇幅展示了半個世紀以來世界高速公路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從希特勒執政的三十年代到戰後聯邦德國，從艾森豪威爾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歐洲盟軍總司令，到戰後執政，以及日本、西歐的高速公路發展計劃，在和平時期與戰爭時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談引進外資，不能回避對廣東改革、開放初期旅遊業的曆史評價。正確的結論是：除了能源，吃、住、行成為當時改善投資環境的主要矛盾，多發展一些旅遊賓館和出租汽車等第三產業，功不可沒。由此而引申出利用發展外資的主要經驗。一個城市、一個部門、一個地區乃至一個省的重大戰略決策，賢章大都注意到它的曆史沿革，它的地域條件，它的傳統意識，它的正反經驗借鑒，它的文化積存。
倘若，從做一個大記者的更高要求，賢章還應加強新聞的預見性，也還要強化新聞的現實批判精神。
傑出的大記者，絕不僅僅向讀者展示事件輝煌的結果，或慘痛的結局。而是善於在事態的發展進程中，預見到它的回旋跌宕，它的大體走向，它的人心背向，並從中提煉和概括出敏感的而極富普遍價值的論題，給決策者以警示，以教益，以參照。這也即是新聞記者的“超前意識”。
傑出的大記者，不隻是現實改革的認同者，還應是認同過程中堅定的清醒的批判者。“報喜不報憂”，已成為我們新聞輿論的致命傷，“職業病”。它的一個直接危害，是導致民眾對新聞的冷漠感。如果真有所謂“無冕之王”的話，恰恰是新聞至少相對的獨立性，自主性，是製約那種任意侵犯法律和人的尊嚴的“人治”意識、“人治”觀念和“人治”行徑。新聞記者要有點“士可剮不可辱”的大無畏獻身精神，撻伐邪惡，張揚正義。
此外，賢章還有特殊的雙重身份，既是新聞記者，又是作家。他已出版兩部長篇小說及兩部短篇小說集：《俏妹子聯姻》（廣東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漳田河傳》（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年、人民出版社1977年先後出版），《小城之夜》（花城出版社1985年出版），《胭脂河》（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花城》1985年第二期還發表了他與廖紅球合作的中篇小說《彩色的大地》。《胭脂河》與《彩色的大地》已改拍電視。在不損害新聞真實性的前提下，賢章完全可以將多一些文學的品格和文學的素質移植進自己的新聞寫作。在文體上，突破現在過分的“一本正經”，過分的程式化，創造出迥異於純粹的新聞記者式的新鮮活潑的文體。在表達思想觀念的寫作方式、寫作技巧及至寫作情緒、寫作心態上，可以更灑脫、更漂亮些。
1988年3月20日於廣東從化溫泉北溪3號[3]文學評論·現代生活評判的視覺轉換現代生活評判的視覺轉換
我和陳安先是朋友式的編者與作者的關係。在《花城》雜誌任職期間，我和已赴澳大利亞留學的劉劍星君一起編發過他的三部報告文學。但我始終沒有向他問起過有關個人的身世、經曆。隻是我的直覺告訴我：性格的內向、沉穩，待人的誠懇、清純，事業的勤勉、進取，構成了陳安先人生的基調。他是一個很能接納外部世界的人。直到為他的這本集子寫序，讀了散文體的報告文學《“祝前途光明”》，才知道他與曾轟動廣東的新聞人物——相隔一月先後以全國總分第一名、第二名成績被美國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物理係錄取的“粒子”研究生的李大西，是初中時代的同學、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