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出身普通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在科學藝術的成就上要進入社會的高層甚至頂端，磨難自然要比常人更無以複加，奉獻也自然要比常人更難以想象。李大西奉行：命運給予打擊用多大的作用力，將給命運的還擊以同等的反作用力。在處理與外在環境的關係上，無論處於何種逆境，何種非正常非人性的氛圍中，甚至看似毀滅性的打擊麵前，精神與心態，始終處於強者的地位。
從純文學的角度看，《“祝前途光明”》也是陳安先迄今所發表的報告文學中，寫得最真摯動情、最自如漂亮的一篇。他不是在用筆機械地摹寫，而是在記錄心靈情緒躍動的種種音符。
文化大革命中期，陳安先選擇了那個年代最好的出路——從軍。而工農兵大學生的李大西，則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又有幸進入高等學府中山大學深造。李大西的智慧在日益噴薄。與朋友星辰月亮太陽的光芒相比，陳安先的成就並不顯赫。但是，他矢誌不渝地堅守自己幼時的人生誌向——文學之路。在眾多的文學樣式中，他終於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職業特點與個性才華的報告文學寫作。
近五六年的辛勞，終見成效：《弱者，不是女人的名字》獲廣東省第五屆（1984—1985）新人新作獎，在全國首屆（1976—1988）金盾文學獎中，名列報告文學獎項榜首。在廣東地方和軍內，他的知名度日見增高。作為一名軍人，一名南國軍人，一名南國軍人業餘作家，陳安先對時代性的變化征兆，逐步呈現出一種開放的思維狀態，這是十分可貴的。相對於社會整體而言，軍人的思想、意識、觀念和思維比較穩固、穩定。而一當軍人不僅成為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而且成為改革開放的豐富實踐者，這不僅表明改革開放覆蓋麵在擴展，更意味這相對穩固、穩定的一部分機製也在開始萌動，生長出新思想、新意識、新觀念、新思維的果實。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演變史證明：唯有軍人與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一道成為改革與開放、民主與法製的中堅力量，民族國家的發達與振興才不可逆轉，才可能順利抵達彼岸。
當然，觀念乃至觀念製約下視覺的轉換，需要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過程之中也可能出現突變、突破性的進展。
近十年，陳安先一直在武裝警察部隊廣東省總隊從事新聞、宣傳工作。當他最初觀察邊境前沿時，目光無可避免地被舊有的框架所障礙，看到的仍然隻是“腐蝕”的一麵。在對資本主義貨幣進行批判時，不惜引用馬克·吐溫的名篇《一百萬鎊的鈔票》，巴爾紮克的名篇《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中的故事進行辛辣然而再簡單不過的嘲弄。結論也是現成的：“一條小街，兩個世界。”（《戍守沙頭角》）
可是，當他不再隻是微觀地著眼於某個具體的生活現象和事實，而是開始用一種社會整體變動的視覺及文化的眼光，來觀察現實，他的整個感覺也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麵對的是“南來的風”，僅存的不隻是鹹澀味與腥臭味，還有潮潤、芬芳的氣息。陳安先由視覺的轉換，帶來感覺的轉換，再帶來認識的轉換。他開始有意識地尋找習習南風吹拂下那極富生氣極富魅力的新鮮事物和新的人物。報告文學《麵對南來的風》，正是反映這種悄然而終至驟然變化的一個良好開端。“政治邊防”、“紅色邊防”的觀念與手段，被改造、融會與開放型的價值再創造所取代。那些適應乃至處於時代潮流浪尖上的軍人之花，得到了保護與扶植。固有的與強烈排他的觀念，被“競爭”與“兼容”的現代雙重品格所取代。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將趨向完整。
陳安先還敏銳地感覺到了教育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地位與作用。那些最早富裕起來的邊民中的優秀分子，發現了教育對於經濟的競爭，對於人才的積蓄，對於民族素質的提高，對於未來所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如果不是用經濟的力量來扶助教育，而是反過來過分強調教育自身直接的經濟目的，甚至教育完全商品化、商業化，忽略人的知識的豐富、才華的掘進與品位的提高等因素，那是更加可悲的（《今日“大同村”》）。
近期，當他從世界性的“偷渡”現象，來考察建國四十年來廣東四次逃港浪潮，陳安先對現實的看法更具一種曆史反思的客觀性、公允性與邏輯力量。使這個極為敏感的論題在他那裏表述與剖析得令人心悅誠服。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開發區，也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人類曆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同樣有著聖潔與罪惡、崇高與卑微的雙重性。但是，現代西方社會所表現的物質文明，與思想文化領域裏的文明成分，對落後國家、落後地區仍然具有無法擺脫的誘惑力。陳安先在他的《逃港者》的報告文學中，修正了曆史傳統看法之後的第一個結論是：香港不是“天堂”，但也不是“地獄”，“香港在人間”。陳安先第二個結論的深刻性在於，他不僅指認了逃港現象背後巨大的經濟動因，而且勇敢地揭示出了我們特殊國情下，政治因素與信仰因素的不可推諉的責任。這樣，陳安先對現實的認同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他的整個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在現實的自身調整中也得到健全與完善，南國軍人作家那種與南國現實運動同步的開放性，是最可寶貴的文學品格與人生價值導向。
報告文學《辯護律師》，也可能引起讀者的注意。它所提供的新聞事實也許不是最重要的，在文學上也不是十分精彩的，但滲透其中的國家責任感與知識分子獨立的人格力量則是光彩奪目的。陳安先較早地從現實民眾遭受種種不公正的命運中，意識到律師製度作為健全民主與法製製度的緊迫性與必要性。作家從揭露律師被驅逐出法庭的具體事件，聯想到律師在行使權利過程中遭到拘捕、毆打、遊鬥等種種非正常現象，進而對世界和中國律師製度作了曆史的溯源。維護民主權利的律師，反而被踐踏了民主的權利。而律師製度在人類社會的出現，一開始就對封建專製、等級製度、宗教特權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現行的律師製度，是民主與法製健全的一個重要環節。它對執政黨、政府及其他司法機關可以起到監察與審評的作用。對於製約權力膨脹與濫用等種種腐敗現象，建立民主政治與法製秩序，維護普通民眾的人權、人生、人身利益具有輿論與法的威懾作用。在西方，律師作為重要的一個社會階層，還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國家管理，成為各級政府高層領導的重要候選者。一位軍人業餘作家，對民主權利和民主製度表現出如此清醒的意識與渴念之情，也可看作當代軍人觀念與意識的曆史性的進取。
陳安先在構思與寫作《弱者，不是女人的名字》的過程中，試圖探討我國現行的人才製度、人才結構與人才“本位”的問題。陳仲芝是著名女法醫，但她所得到的，與她同時代的一些佼佼者相比，極不相稱。這也是我們幹部製度改革遲緩的重要原因。作家的這種潛在動機，因礙於現實的種種因由，在大量生動、豐富的刑偵事實敘述中，淡化了。從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鋒芒。
和陳安先的為人一樣，平實、質樸也是他的報告文學的特點。我總希望，他今後的創作，能多吸取一點他中學時代的夥伴、摯友、紐約大學物理係研究生李大西的個性精華，注入多一些反衡與激越的成分。在當今新聞法仍遲遲未出籠的現狀下，報告文學已經承擔了新聞的很大一部分的社會責任與批判及輿論監督的職能。已過不惑之年的陳安先，思想的成熟，必將伴隨著對社會與人生更多的投入。
1989年5月9日於廣州東山湖畔
注：《廣州流花三角》，花城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3]文學評論·筆耕癡心不改筆耕癡心不改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寫了一篇散文《我與潮汕“緣”》，刊登於《羊城晚報》。此前後十幾年間，時不時走動於潮汕地區，結識朋友，有的後來成為至交。不隻是文緣，更是人緣，情分。
二十世紀末，由於人生變動，中斷了一段時間的往來。但心中對那塊精耕細作的土地，那裏拚搏人生的朋友，那種深厚底蘊的文化，總有綿延的牽掛與向往。
近幾年間再次踏上這個曾為之深情款款的平原，沒有一點陌生，還是那樣熟悉，那般親切。老友親切，老友依在，隻是有的年齡老了，但心的青春還洋溢，年輕中的優秀者發展尚好。
更叫人開心的，又不期結識了一些新朋友。這其中就有本書作者張澤華先生。
隻一次見麵，我就毫不猶豫接受了，認定了他，這又是緣分吧。張澤華先生是性情中人，坦誠、直率，又頭腦清醒，對世界、對人生、對職守有自己獨立的理性見解，更難得那一份文學的執著。
張澤華先生出身農家，同樣具備了潮汕人靈秀、智慧的特點。十幾二十幾年的風雨兼程，成長為一個不錯的父母官。從1993年始，先後擔任中共汕頭市南澳縣委副書記、書記兼縣長，達濠區委書記，現任龍湖區委書記。
令人尊敬的是，盡管政務繁忙，對筆耕，對文學創作癡心不改，時有新作問世，是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還三年潛心深造，終獲華中師範大學區域經濟專業碩士研究生。
有人評論：“政績文績相益彰，亦政亦文總相宜。”我完全讚同，張澤華先生可以稱之為一個文化型甚至文人型的黨政領導幹部。
《大潮的呼喚》一書，文章載體多種多樣，滲透著文學的氣息，有書卷氣質。是作者對魂牽夢縈故鄉的情思，對鍾靈毓秀土地的憧憬，對文明共進世界的期待。它由《我心飛揚》、《心聲絮語》、《心路曆程》三個篇章組成。
《我心飛揚》的不少文章，包括親自撰寫的新聞稿件，是作者走出國門，實地考察，汲取發達國家先進理念和經驗後的思考，其中，提出強化特區和振興汕頭的主張，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心聲絮語》一組文章，是作者從政的感情與發自心靈的聲音，著重於議政，其中不乏真知灼見，足見作者的膽識與魄力。
《心路曆程》則是從多媒體的角度，直擊掃描，來觀察作者從政的多個側麵，從中探尋他的人生軌跡、人文關懷和人格魅力。關愛農民、關愛弱勢群體、關愛民企外企比翼齊飛，是他人生與人性的一個情結。
這裏要特別提到，作者直接組織策劃的電視專題片《大潮的呼喚》，製作於1988年春。正是在這裏，宣示了作者對未來人生與未來事業的崇高信仰、理想與抱負。這也是作者之所以將該片冠以書名的來由，亦可見它在作者心中的位置。
本書值得一讀。其中不少新的觀念新的經驗方法可供借鑒。
祈願作者在與人民一道建樹“和諧龍湖、文明龍湖、效益龍湖”的同時，也多創作出一些優秀文學新作與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