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３日於廣州[3]文學評論·人格力量：獨立自持人格力量：獨立自持
人類十分討厭一種品行：隨波逐流、隨風搖擺。有時候，你簡直無法置信，今天為雲，明天為雨，竟是出自同一個人。尤其在關鍵時刻，關鍵事件，關鍵人際關係上，不以客觀真理為準繩，不以時代潮流為導向，而全然以利害關係為標尺，拋棄獨立的思考和獨立的判斷，如同隨手扔掉一個多餘的負載，轉向轉舵，自毀人格。
延演到文學批評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類型的品格：從無定性，難能自持。本身就是一個不可理喻、千瘡百孔的矛盾混合體。你始終無法從中看清其思維形態與理順一條思路。評判理論與創作的性質、內涵內蘊、價值取向、審美情趣、形式流變，觀點的橫跨度與差異，常常是錯位、對極與蕪雜。
人類及其批評的這種遊移性、飄浮性、搖擺性，顯然是不成熟的胎記，也可看作道德的墮落。相對於那些直陳坦蕩，哪怕有時言辭過激，觀點固守的人，格調也要低出許多。而往往後者，有勇氣校正和調整自己。在理論學術的探討上，獨立自持的品格，恰是人格力量的體現。多一些“一家之言”，才可能造成“百家爭鳴”的氣象，形成真正繁榮昌盛的局麵。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首先肯定蔡運桂文學批評的堅定性。他總是遵從自己的政治思想觀點、理論意識、認知水準、思維方式和習慣，而不輕易改變，朝秦暮楚。也隻有在這種時候，你會感覺到，這個一向在性格和批評總體指向上奉行溫和政策者，也會出其不意地表現出探索與爭鳴的姿態，以至不失執拗。年輕時初入文壇，他對當時有影響的長篇小說《金沙洲》，鋒芒畢露地提出了批評；新時期以來，他又毫不含糊地對那些他認為已過時的觀點予以拋棄，對那些他堅定地認為“失誤”的作品展開了“批判”，如中篇小說《春天的童話》等。也許得益於這種堅持己見，以及在某個特殊時空條件下造成的衝擊力，他在廣東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湧現的一代中年批評家中，有了名望和自己的位置。
收集在《文學探索與爭鳴》中的文章，大多數作於新時期十年來的初始階段。這又再一次喚起了我對當時廣東文壇那個銳不可當、勢如破竹、所向披靡、摧枯拉朽般的批評景象的興奮回憶。廣東文壇在全國思想文化解放運動中，當之無愧地扮演過領潮流的角色。這個曆史地位是不可更改的，並日益為更多的教科書和權威人士所認可。在這輝煌壯闊的曆史畫麵與激越昂揚的曆史聲音中，也有蔡運桂投擲筆槍的身影與叫喊。他手中握著兩個武器：恢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本來麵目，恢複革命現實主義的“傳統”力量。這也是他那個時期文學批評的兩塊基石。他在文學的一係列根本問題上，諸如感情，生活本質，悲劇，人性，人道主義，真實性與主觀能動性，黨性與多樣性，世界觀與思想傾向性、創作方法多樣性、審美功利性以至文學創作與信息論科學的關係等，都試圖從正與反、反“左”反右兩個聯係點，用馬克思主義學說最寶貴的精華——辯證法的觀點，予以澄清或修正。由此，也形成了他“學院派”的批評特點。
他在立論時，總是從“史”與“縱”的起點出發，緣及淵源，中經曆代演變，再回複現實，最後引申出自己的結論；他在佐證時，由古而今，旁征博引，集結各個時代理論批評的代表性人物與代表性觀點，及此推導出否定或肯定的結論，並加以闡釋與發揮。這種論證與思維的方式，利弊合一。有“說服”的力量，但還不是征服；有嚴密性，但又可能導致壓抑智性的爆發與創造。
蔡運桂的這部文集，大多數是對文學理論問題的闡述和探討，文學作品評論的分量很少，從嚴格意義上說，是文藝學方麵學術論文的結集。所以，我們也不能單純用作品評論這類文學批評標準來評價它的品位。
文學批評如同萬物更新，不是簡單的模仿，不是一般的重複，不是累贅的堆砌，而是從觀念的提煉到理論的概括，從價值的取舍到作家作品潛在才華的誘發，以及預見多種發展的可能性，直至文本、文體、語體、語境的寫作，都要有所發現和創新，甚而批評家本身的氣質、個性與角色，也要滲透與介入進去。這樣，才可能富於獨立性，不至於令讀者因感陳舊或通用麵孔而興致大減，無法卒讀。這樣，也才可能富於生命力，給曆史留下一道轍痕，給人類精神財富與藝術財富增添些許積累。對絕大多數個人來說，他（她）也許不可能獨自建造一座炫耀的大廈，但他（她）卻首先應著眼於個別的發現與創造，為那些登攀頂峰的人們提供結實、渾厚的奠基。
這裏，有必要提到蔡運桂新近出版的專著《藝術情感學》（三環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這是目前國內迄今為止關於這個領域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可以說是藝術哲學領域的新開掘。僅此，對其價值就應給予足夠的估價。
文學本質上是情感與想象的藝術，是情感與想象極致的藝術。是人類為著追求一個美好純潔的理想和精神魂靈，為最終光明戰勝黑暗，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事業，而曆盡千辛萬苦，終將付出巨大情感和心靈代價的藝術。人類文學的初創及其發展，一開始都是與“情感”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這是一個恒久的母題。隻是，隨著人類自身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進化，愛得更為博大、更為崇高了。它含融著覆蓋麵極廣的人類性和民族性的深刻思考。一個感情蒼白、枯竭，一個對人類缺乏愛心和同情心，對民族缺乏責任感和深厚情意的人，最好不要去當作家，即使戴上了這頂“桂冠”，也隻是徒有虛名罷了。
偉岸而通達的情感，必將催生藝術巨匠。
渺小而卑微的情感，產下的必定是藝術侏儒。
“情感”是作家最富想象與創造的蔚藍天空，是作家藝術才華縱橫馳騁的遼闊海洋。
文學將升華人類自身。
1991年9月10日於廣州東山湖畔[3]文學評論·南方：漂泊著的精靈南方：漂泊著的精靈——我感知中的郭小東除了他那個具體的生存空間外，郭小東給更為廣闊的外部世界，傳達的是一種溫順。也就確立了一種處世風格。社會回報他幾乎以同等的溫情。
他的臉部常常帶著笑容。甚至在電話聲中，也可以聆聽到。當然，那不屬於俊男秀女燦爛輝煌的笑。
我不曾想到（準確地說，在執筆這篇序文之前），郭小東少年時代會有過那麼一段巨大的情感創痛與悲愴意識，以至於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他的精神方式，影響著他的文學創造與文學批評。他是在一種異常殘缺的人生環境，從精神到肉身的自我極端修煉中，完成人生的改造和文學的準備，走向文學，經受文學洗禮的。
“南方的憂鬱”。這是郭小東的一種理性概括，也是一種社會精神形態的概括。他並為此作了練達的注釋：“文學的根底是人生的艱難。”
知夫莫如妻。郭小東的夫人陳冠女士在為他撰寫的一篇代跋，標題就給人雷電觸及之感：《請把你的憂鬱給我》。
陳冠寫道：“我隱約看見一個深藏著的飄忽不定的憂鬱的精靈，總是漂泊，總也尋找不到永恒的家園。像‘雨’一樣，從地下到天上，又從天上到地下，總也找不到歸宿。”
讀後，心境極不平靜。既為郭小東有這樣一位如此具有才情的夫人高興，也為陳冠博大而虔誠的自我犧牲，為廣東文壇女性天空遁隱了一顆天然去雕飾的明珠而深深遺憾。
難怪，郭小東那樣推崇流浪者的文學！漂泊者的文學！
據說，“憂鬱”甚至孤獨、冷漠、惶惑，是世界性的精神流行症。是喧囂、湧動、紛繁的現代商品經濟運動的一種精神色彩，是高度工業文明的物欲、物化淡薄、淡漠了人情、人性。
郭小東的“南方的憂鬱”，一部分屬於曆史，屬於曆史刻骨銘心的痛苦記憶和滄桑感。更大一部分屬於南方生命體自身的激劇而深刻的演變。由於天然種性、經濟能量、社會律動、觀念形態、文化色塊諸種因素的差異，帶來了人倫、人性、人格、性格、心理契合和悖反的矛盾複合狀態。更由於對現實的不完整、不完美、不完善，及至障礙現代文化文明進步而產生的憤懣、迷蒙、焦慮之情，從而在外表豪華富足的生態環境下，顯示出人生的悲涼、悲壯感，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精神現象。
這樣，郭小東式的“南方的憂鬱”，就絕不純粹是咀嚼個人的痛楚與心靈的裂變，而有了形而上的意義，將個人與現實、現實與民族命運的憂戚聯結了起來。由“南方的憂鬱”的精神形態的認知，走向現實與人生的批判意識，是郭小東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