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12日於廣州南方日報社六號樓[3]文學評論·為評論家正名為評論家正名
國慶前夕，記者在《花城》編輯部采訪了謝望新同誌。他最近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評論家赴西北訪問團，剛剛結束活動歸來，樣子有點怠倦。可是一談起這次訪問活動，他便神采飛揚。
建國以來，中國作協曾多次組織作家到各地參觀訪問，但把評論家組織成訪問團，尚屬首次。它表明了評論家的地位開始受到重視。對此，謝望新在與記者談話時感觸良多，談了如下一番見解。
——《當代文壇報》編者
問：您如何評價評論家在新時期文學中的作用與地位？
答：在文學事業的發展中，評論家與作家都是生產力，必須同時發揮創作與評論這兩個生產力的積極性。理論的水準和地位，往往是衡量一個民族成熟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在國外，如美國、日本，專家、學者、評論家的地位和權威性是高於作家的。當然，用我們的標準來看，作家與評論家享有同等的待遇，是適度的。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也應該是一個理論大國，理論家的勞動應受到特別尊重。理論家、評論家的出現及其數量，較之作家要緩慢得多，也少得多，這種現象值得研究。
現在流行著一種看法，評論落後於創作。如果對新時期以來的評論所走過的道路，進行實事求是的回顧和總結，就不難發現：評論並不總是落後於創作。因此，不要一般地提評論落後於創作，要對評論家的曆史作用作正確估價。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初幾年，理論是走在前麵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且具有無可辯駁的實踐意義。文藝批評方麵，對“左”的框框、條條的衝擊和突破，也是極富生氣的。理論批評，為科學地奠定當代文學的曆史地位作出了貢獻。《班主任》、《傷痕》問世後，是批評家提出了“傷痕文學”的觀念，洞察了它是一個曆史階段的一種獨特的精神現象的反照。《剪輯錯了的故事》、《黑旗》發表後，批評家又提出了“反思文學”的觀念，指出文學創作將其觸角伸向曆史的縱深，是為了廓清前進的道路。作為當代文學重要一翼的知青文學，評論家正確地分析了它的誕生、發展、演變的曆史邏輯線索。《喬廠長上任記》一問世，評論家就敏銳地看到了，這是反映我國工業改革的第一個篇章，是當代改革文學的序曲。評論家在扶持文學新人方麵，更是勳勞卓著。對包括極左思潮在內的種種錯誤思潮，絕大多數評論家保持了冷靜、清醒的態度。評論方麵的不足，這主要是宏觀研究、綜合研究、開放式的研究還缺乏深度和力度，還存在教條主義式的，不是完全通情達理的批評等現象。
問：如何為評論家及其學科性“正名”？
答：要為評論家的“家”正名，隻要夠格，就要理直氣壯地稱為“家”。還要為評論文章的“學科性”正名。一些人不承認評論文章的學科性、科學性及學術性、理論性價值，認為研究古代、現代文學才有學科性，這是不公正的。今天的文學評論，就是明天的古代、現代文學評論，它要在文學史上留下來的。將來的人要研究今天的文學，就要研究今天的文學評論。
我國目前存在著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即評論家的地位與作家相比，很不相稱。有些人寫了幾篇作品，就冠之為作家。許多評論工作者，寫了幾年文章，連作協會員也不是。有的評論工作者著述幾十萬字，還是“者”，不認可為“家”。有的作家，是在評論家熱情支持和幫助下成長起來的，而成名之後，不再要“拐杖”了，就任意貶低評論家的勞動。這是很不道德的。有位著名評論家曾詼諧地比喻，評論家是給作家洗腳的，稍不高興，就被一腳踢開。作家與評論家並不是主人與仆人的關係，應該是平等的同誌關係，應當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補充。既不要把作家與評論家關係庸俗化，也不要在作家與評論家之間人為地製造鴻溝。
文學事業的發展，切不可忽略評論家這個生產力，這是很有道理的。中國作協首次組織評論家訪問團，使我們看到了文學評論發展的美好前景。近幾年來全國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評獎讀書會，成員多是中青年評論家、評論工作者。他們為評委會確定預選篇目。這樣，既提高了他們的鑒賞能力和理論水平，又擴大了他們的影響。全國各省將會擁有評論報刊，這也是一個趨勢。評論刊物的增多，有利於培養、壯大評論隊伍，也有利於促進創作。這些，都表明評論工作和評論家的地位日益被重視。
但是，有一點是不可理解的，現在有全國性的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獎，唯獨沒有評論獎。應建立全國性的文學評論獎。個別地方已經開始這樣做了，如湖南省文聯去年搞過內部的文藝評論獎，1983年《上海文學》獎也包括了評論文章，《文學評論》今年也決定搞評獎。盡管如此，現狀跟評論家的努力相比，仍令人感到不協調。對有貢獻的評論家要“重獎”，要晉級，要評勞模，還要與評職稱結合起來，要與有貢獻的作家同等待遇。現在小說選刊有三家，報告文學選刊有兩家、還有詩選刊、散文選刊、兒童文學選刊、民間文學選刊、通俗文學選刊、傳記文學選刊、法製文學選刊、微型小說選刊、台港文學選刊，兩家文學選刊的選刊也即將問世，偏偏沒有文學評論選刊。我建議創辦《文學評論選刊》，文學評論也要有全國性的評獎。
問：如何認識評論家自身的改造和提高的問題？
答：評論家要有高尚的人格和文品，要有堅定的、穩固的文藝理論、文藝主張和文藝評判標準，這是是否合格的首要條件。評論的唯一媒介是作品實踐，不應受別的外在因素影響。不要隨風搖擺，左顧右盼，要冷靜地走在思潮前麵。
如果說，作家與評論家有差距，那就是表現在作家的風格、個性比評論家鮮明得多。因此，評論家要有自己的個性的問題就顯得很突出。評論家從研究到寫作，都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自己的表達形式，自己的語言特點。既要博大精深，又要講究辭章文采。作家不斷開拓、創新，才生命常青，評論家也應如此。固步自封，老生常談不足取。文學評論要有一個變革，要有更多開拓型的評論家出現。要從狹窄轉為開闊，從單一轉為多樣，從淺陋轉為深邃。因此，評論家要更新知識結構。要吸收當代文學及文學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方法。熟悉別的學科及其他藝術門類，尤其是哲學、美學、經濟學、信息學、係統學。要重視批評的教育、認識、審美、娛樂作用。要形成評論家的權威性，其基礎是批評的尖銳性與準確性相結合。切忌偏頗、唯心。
問：您對廣東評論界有什麼期望？
答：外地同行希望廣州建立三個中心。一是文學批評中心。要對全國有影響的作家、作品及有代表性的文藝思潮、傾向發表自己的見解，不要跟著人家走。多作些宏觀研究，比較研究，開放式的研究。二是文學信息中心。廣東實行開放政策，海外及港台消息靈通；各地作家、評論家、報刊編輯都願意來廣州走走，這就使廣州容易成為國內文學信息的一個總彙。廣東理應多傳遞一些文藝改革方麵的信息。三是比較文學中心。借鑒外國新的研究方法，與其他各學科滲透，對文學現象作宏觀研究、比較研究，提出帶理論概括性的，有時代感的問題。其實廣州具備建立這三個中心的一些有利條件。周揚同誌“文革”前後都多次強調廣州是全國三大文化中心之一（還有北京、上海）。外地評論界還希望廣東帶個頭，開一代文學自由討論爭鳴之風。在討論、爭鳴中辨真偽，明是非。采取行政的方法，由某一個人作結論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廣東中青年作家有一定的潛力，但目前在全國有影響的中青年作家不多，有全國影響的作品不多，症結在哪裏，要坐下來認認真真探討一番，持之有理有據。促成更多具有全國影響的力作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