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3月15日於廣州區莊村新居
（這是作者答《當代文壇報》記者譚方明問）[3]文學評論·廣東文化“三缺”廣東文化“三缺”
在開始采訪“沙漠化”問題討論不久，我即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想法，我想知道：謝望新怎麼看這個問題？因為，遠在四五年前，當廣東文壇尚在靜悄悄，“沙漠”二字還隻在糾纏香港文化時，謝望新已在大聲疾呼：“走出五嶺山脈！”那孤鴻之鳴，無疑在人們的心頭留下了刻痕。我私意以為，謝望新乃是廣東文化界較早感應了某種潛在危機的人士之一。
——朱子慶
問：你對本報開展的“文化：廣州正在沙漠化嗎？”的討論，有何高見？
答：在進入“沙漠化”問題的正麵討論之前，我認為有幾個基本前提需要明確。
首先要明確的是，在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過渡，由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轉型期”文學、文化的某種失落、淪落是必然的；其次，在這個“轉型期”，文學、文化處於一種分化、重組的無序與多元狀態，文學、文化的進步性，新文學、新文化的誕生，也是不可抗拒的；第三，現代工業社會、現代商品經濟發育的健全與發達，精英文化與現代消費文化作為這裏的兩翼，必然提高自己的品位，必然更通向大眾的情緒和心靈。
問：那麼，由此能得出什麼結論來呢？
答：落後的國家、落後的生產力狀況下可以產生大作家、大作品；在先進的國家、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國家，也會產生大作品、大作家。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我不讚成不加分析、不加區別的所謂“廣州文化正在沙漠化”的結論。正如我也不讚成以前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觀點一樣。因為我們是用純粹中原文化、文學，純粹內陸文化、文學的價值標準、審美尺度作唯一的評判原則，我們是用我們自己的標準來看香港文化和文學的。香港文化具有開放性、自由性、輻射性諸特點。沒有思想的自由和由之而產生的相應的心靈和心境的自由，就不可能產生優秀藝術，更不可能產生偉大的文學。
問：對此我深表讚同。不過，對協調“純粹”評判原則，尚容存疑。我更關心的是，您怎麼評價廣東文化現狀？
答：對轉變時期的文化或是一種新型的文化，我覺得無論政治家、社會學家還是文學藝術家，首先應該抱著很高的熱情，這點很重要。其次，不能僅僅看到失落和淪落部分，商品經濟也有它的兩重性。第三，廣東文化、文學之所以受到那麼多的非議，首先因為我們太缺少精英文化，而且我們又缺乏“太少”這種意識。
問：您是說缺少危機意識？
答：憂患也好，危機也好，你首先要肯定我們這塊土地沒有產生太多的精英文化，我們是應該感到羞慚的，應該有一種痛切之感，應該有一種情緒上的憤懣、憤激。我們缺乏造成這樣一種精英文化的心理氛圍和外部力量。
我認為應該確立一種特屬於這塊土地的廣東品格的精英文化，這種文化要反映廣東這塊土地上的現代文明的曆史進程，從而能夠跟五嶺山脈以外的所有形態的文化相抗衡。
1989年4月12日於廣州東山湖畔
（這是作者答《沿海大文化報》記者朱子慶問）[3]文學評論·整合粵澳兩地的力量整合粵澳兩地的力量
問：廣東作協本次澳門之行，可以說是粵、澳兩地詩歌交流的重要事件，《中西詩歌》作為兩地交流的紐帶，有什麼區別於其他刊物的特征呢？
答：國內的詩歌刊物，一般有兩類：其一是作為中國詩人詩歌發表園地的刊物，比如《詩刊》、《星星》等；其二是作為外國詩歌譯介園地的刊物，比如《譯林》。而《中西詩歌》同時具備了這兩種功能，不僅是中國詩人發表詩歌的陣地，還是譯介外國詩歌的窗口；而且，不僅僅發表詩歌作品，還注重詩理、學理的研究——這是《中西詩歌》的首創。
問：《中西詩歌》是粵、澳兩地合作的刊物，以前有沒有過類似合作辦刊的事例呢？
答：據我所知，《中西詩歌》是首次整合粵、澳兩地編輯力量和詩歌力量而辦成的刊物。因為《中西詩歌》創刊的目的是把全球漢語詩歌創作集中起來，把全球詩歌快速發展的國家中的優秀詩人及其作品介紹到中國來，同時也把優秀的漢語詩歌作品介紹給全球，因此，一個地區的詩歌力量是很難做的，兩地力量的整合顯然就具備了許多優勢。
問：《中西詩歌》篩選作品的原則是什麼呢？會不會排斥某些流派的作品？
答：要記住一點：詩歌是所有文學創作中最自由的。它應該為世界的和平、自由呐喊，反對暴力，為人類樹立人道主義的旗幟——在這一點上，《中西詩歌》不排斥任何流派，提倡多樣化的創作風格，張揚詩人的個性，體現出極大的兼容性。
問：由於《中西詩歌》融合了粵、澳兩地的文化特征，這是否表明它擁有了足夠的成熟度？
答：應該說，《中西詩歌》還是剛剛起步，還應該增加中西詩歌交流的分量，提升詩學研究的高度，往名刊的方向邁步。將來，它的發行量、銷售量、擁有的讀者數目都應該增加，同時，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把全球華語創作者真正聚合到刊物周圍。
（這是作者答《南方都市報》記者李輝斐問）[3]文學評論·廣東文學，在騰飛的新起點上廣東文學，在騰飛的新起點上
問：如何客觀評價十多年來廣東文學在中國文壇中的地位？現在的廣東文學在自身發展中處於一個什麼階段？
答：要繁榮廣東文學創作，建設文化大省，對自身的處境和發展階段要有清醒的認識。對廣東十多年來的文學創作進行評價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廣東文學有過輝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廣東文學不僅引領了中國文學的潮流，而且也引領了中國思想文化解放的潮流。新世紀以來，廣東文學經過多年的努力和積累，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最好時期，廣東文學土壤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具備了再次崛起的現實條件和可能性——至少在一些個體、一些局部或群落上，已展現出這種端倪。
前段時間，我在深圳參加一個文學評獎後發現，深圳已出現了一個年輕的創作群體，他們大多是新銳的白領、移民作家。他們的文學觀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存方式、藝術形態都是獨特的，他們代表著文學的未來。我認為很有必要對深圳文學現象進行一次專題研究。
在新作家群崛起的同時，一批老作家也在不斷尋求創新和突破。如陳國凱在二十多年前創作的《我應該怎麼辦？》代表了那個充滿“傷痕”的時代。二十多年來，他一直筆耕不輟，並不斷有新突破。經過十多年沉澱和思索，他創作的《大風起兮》又成為新時期廣東文學的重要作品之一。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強烈的現實性，是與廣東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大時代同步的。
總體上看，十多年的廣東文學創作，雖然沒有處於中國文壇的最前端，但我們還是處在較前位置的。在京、滬、陝、魯、湘、浙、蘇等文學大省之後，廣東文學尚有一席之地，現在是到了厚積薄發的時候了。
問：請您評析一下當前廣東文學的優勢和劣勢。
答：廣東文學創作有其優勢，而且是很明顯的。首先，有關部門對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工作的領導是開明的、理性的，這使廣東文學獲得了一個寬鬆的創作環境。其次，廣東文學的現實性品格，對形成自己的文學特色是一個很好的基礎。這也是與廣東的社會生活進程相一致的。再次，廣東已形成了一批素質優秀的、很有潛力的文學新人，這是廣東文學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