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嫉妒”和“陰謀”雖然在任何社會都有可能存在，但在現代社會卻得到成倍的放大，因為現代社會是被種種欲望的膨脹所推動的：對金錢的貪婪、對占有的迷戀、對強者的崇拜，等等。這些欲望都會使人無法用古典式的溫情、謙遜來彼此相待，而是相互競爭、排斥，甚至用陰險的手段打擊對手。
在小說中，男女主人公都是這些現代性格的受害者。“大智慧”的妻子“一個她”對丈夫有著無比強烈的控製欲。她從金錢上封鎖丈夫，堅持讓丈夫“一定要搬回那個家才給生活費” 。她還對他持續不斷地窺視與猜疑，使他覺得“已由開始時的被侮辱感到無法理解到現在哀莫大於心死。除了沉默，已無話可說” 。
“小妻子”的丈夫“特別”也有著強烈的占有欲，因為“他自小離開父母在澳門長大，嚐過不少苦，所以形成極端不服輸的性格，又不可避免地混合著極端的自卑與自傲” 。為了讓妻子回到自己身邊，他不惜製造陰謀使妻子的公司瀕臨破產，然後再出手相救。但這陰謀最終卻被妻子從無意中接到的電話裏發現：
錢收到了，大哥果然夠義氣!小弟謝過!貴夫人這次一定服服帖帖!哈哈大哥手段高招!高招!她哪裏猜得到是大哥你下的套哈哈，最後你又出手借錢給貴夫人還成了她的救命恩人嘛!
深受打擊的“小妻子”延遲了去接孩子放學，孰料兒子遭遇雷擊而夭折，“小妻子”也瘋了。誠摯的感情最終還是被嫉妒和陰謀擊敗。
就這樣，兩個人感情的發生和發展是借助現代性的產物，而感情的結束也同樣歸結於現代性的產物。於是，這個愛情故事便成為有關現代性的一種悖論式態度。進一步來說，控製、嫉妒、陰謀又絕非這個單獨案例的特點，而是在當代中國普遍存在，於是，身處現代性夾縫中的，便不僅是小說中兩個不幸的主人公，而是整個中國，尤其是被現代文明所擠壓的傳統倫理和文化。
如果說，現代化的發展是所有民族都不可逃脫的命運，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負載著幾千年曆史文化遺產的古老國度來說，徹底實現現代化轉型絕非易事。尤其是在當下，正處於轉型期的關口，於是，傳統倫理與現代道德之間的矛盾、衝突日益突出和尖銳。一方麵，現代文明確實給中國帶來了豐裕的物質財富、便捷的通訊手段和多元化的選擇空間；但另一方麵，人際關係日益緊張和複雜，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遭遇嚴重危機，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現象層出不窮。可以說，作者借助一個愛情故事的悲劇，在更深層次上傳達的是對轉型期中國的深深憂慮。
三、女性與救贖
在一次采訪中，謝望新曾談到女性對自己的深遠影響，以及自己對女性的看法：“青少年時代起，我周圍的家族成員，女性公民為主。她們用女性各自的美麗品格熏陶我。同事們戲說，我是個‘憐香惜玉’的人。對異性親人、異性朋友、異性，我永遠禮遇，嗬護與關愛。女性是我生命中的另一本書，另一道風景，無論逝者與在者，在者與來者，我都永遠的尊重。與女人較勁的男人，會是什麼樣子呢？我不懂。”
由此可見，謝望新對於女性有一種深深的傾慕。這種傾慕，與其說是性別上的，不如說是精神氣質上的，也就是說，謝望新所欣賞的，是一種“女性氣質”，也就是女性所特有的溫柔、體貼、謙遜、愛心、同情、奉獻精神，以及關鍵時刻的勇敢。借用《紅樓夢》裏的說法，女子是水做的，純淨甜美；而男子是土做的，汙穢不堪。
在《中國式燃燒》中，謝望新筆下的“小妻子”可以說就是這種女性氣質的傑出代表。她是理智的，當“大智慧”充滿柔情地說自己是一個“跟著感覺走的人”，她卻冷靜地說：“感情是崇高的，但跟著感覺走是危險的。” 但她又是熱烈的：“不是我選擇了愛情，而是愛情選擇了我，我便愛你，愛你的一切，無論是好，是壞，我都接受。” 她是知性的，她看《發現李莊》，感動於知識分子在抗日炮火中堅持研究工作的精神。她是體貼的，當知道“大智慧”每天湊合著吃飯時，她便心疼地說：“小心營養不良。我有時間去大城看看你。做菜我拿手!” 她又是勇敢的，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獨立才有人格的獨立，才有勇氣和能力去應對隨時改變的現實”，在遇到困難時，“接納，承受，然後微笑以對”。
而與“小妻子”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大智慧”雖才華橫溢、感情真摯，但卻不免知識分子的軟弱。迫於歸國的妻子經濟和道德上施與自己的壓力，他最終選擇了妥協，回到妻子身邊。而“小妻子”雖然也曾暫時向家庭妥協，但作者在結尾為她安排了“瘋狂”這一結局，暗示著她的再次反抗，因為按照福柯的說法，瘋狂本身就是對秩序的顛覆，是一種反抗的姿態，它“將權力的使用看作是鎮壓，一種惡行” 。
“小妻子”的丈夫“特別”是個自私、奸詐、冷漠無情的人，為了避免家醜，他精心設計了騙局，使妻子的公司陷入財政危機，再借機威脅妻子回到自己身邊。這是一個典型的反麵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大智慧”的妻子“一個她”雖然在性別上是女性，但她所表現出的控製欲、占有欲卻是一個“男性化”社會的典型特征。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作者謝望新將小說的主題再次提升到社會的層麵上。可以說，謝望新所強調的，不是單純的對女性的讚美，而是期待一種“女性氣質”對男性化社會的拯救。男性化社會是充滿競爭、剝削、統治、等級的社會，它不僅造就了父權製度和剝削製度，也使人際關係變得冷漠、壓抑、束縛。因此，用強調愛、同情、分享、關懷這些主題的女性氣質來顛覆既有的男性化社會秩序，顛覆既有的價值觀和社會倫理，是尋求人類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一種努力。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馬爾庫塞也認為，“女性的品質是容納性、敏感、反對暴力、溫和，這些特征不僅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男性品質的對立物，更是統治和剝削的對立麵”，因此可以成為一種“革命的拯救力量” 。
毋庸諱言，當下的中國也是這樣一個男性化的社會，這不僅是因為曆史上幾千年的男權社會傳統，也是現代商業社會畸形發展的結果。因此，謝望新對女性氣質的傾慕，便具有了更為深刻的社會批判意義，也表現為一種對社會出路的探索，即：追求一種平等、自由的新型社會倫理價值，以此反思現代性價值觀對於人性和道德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