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起了在泰國的經曆，他與我同在曼穀唐人街，近在咫尺卻又互相尋找，好不容易找到了又匆匆分手。生活永遠以使命與責任的形式在驅策和召喚著他的歸返。
正是這種使命與責任，令他能於十年浩劫之後的彷徨中，自覺地追隨蕭殷並記錄著蕭殷的思想、其最後的聲音。在鋪天蓋地的控訴與呐喊聲中，他聽到別一種音調，那是《落難者和他的愛情》。人情人性的發掘使郭光豹與郭薔的悲劇的誕生，閃爍著一種來自天籟的輝煌之聲。廣東文壇的一度沉寂，文學的失望使他深悟“走出五嶺山脈”衝破地域觀念的心理樊籬的靈犀，他是堅決於此道並率先把這口號貫徹於種種著作和廣東文學創作實踐的評論家。他的犀利來自於他文壇經曆和學識的厚積。他對南方文學始終持一種客觀檢視的態度，對之的頌揚與批評，都力圖使之置於全國性乃至世界性的文化燭照之中。他是對廣東文壇老中青三代作家作品關注最多麵積最廣的評論家。
他生於江西興國，原籍江蘇金壇，又在江西度過了青少年時代不短的一段時光，但他完完全全地融入廣東。這種融入是靈與肉的融入，是一種從青年時代就烙下而將永難抹去的記憶和體驗所為。他把生命交付給廣東他就有權利對廣東的一切取主人的姿態。所以他對作家作品的評析，是消解了地緣關係的狹隘思維的。
學者型的作家，幾乎是兩棲的。謝望新也不例外。報告文學和散文是謝望新著作中重要的部分。且不去說他評論文章中的散文化因素，他的散文更深刻地表達著他的精神方式和人性深層的聲音。
他是個情感主義者，人所共有的憂傷和懷舊情結，在他的散文裏尤以人生化的敘述和感傷，以一種冷峻的浪漫去抒發去覆蓋。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不炫耀於馬革裹屍的戰場，而在人的心天一角。他寫傷情，寫惜別，寫鄉緣，寫別人與自己歲月的匆匆的並非崢嶸的行腳，都將之當作生命的節日來歡慶來祝福來紀念來疚責……他把人情之常升騰為非常之旅，旅途上那一叢孤獨的又欣慰著旅人的旅人蕉。把從外祖母那兒沿襲來的稻草的溫馨細密的針腳釘成歲月，寫進每一篇具有自敘性質的散文和傳記文章裏。在別人的生命內容中看自己抒發自己，或在自己的生命形式中激活別人，關注別人。每一篇散文裏都有著時代的天幕在徐徐升降。
我始終認為，衡量一個作家的質量，看他的散文。沒有哪種形式能比散文更成功地檢閱作家的操作了。作為起點也是歸宿，最易入手也就預示著最難抵達。謝望新散文比評論更豐富更自由地表述和顯示著他的個性風格和文學修養。他在散文中的天馬行空，真正實踐著他生命中渴望和期許著的東西。那就是對於人道人情愛情和渴慕之情的盡情追逐。一切規約在這裏都失去了規約。失去了這種規約之後的謝望新，也許就更充分地凸現著更真實的謝望新，他的魅力在這些作品中，是如此的熱烈著另一種方式的文學燃燒。
他把他自己燃燒為文學為評論為散文，把這種無煙的焚燒，獻給落潮之後的漲潮，獻給浪潮之外的孤魂，獻給曆史終將記住的名字。
作為廣東新時期文學評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謝望新，他對廣東文學評論格局的整體性建樹，是起著一種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他以他從不中斷永遠持續著的對文學和評論的興趣和使命，以不斷的文字形式，使讀者記住他並從中感覺到文學的嚴肅，使命的不可規避。大量文章的質與量的堆積，令人覺到他生命的勤奮，覺到單薄的身軀背後的文學的堅挺。
隻要有人在文學的寂寞中堅守住寂寞，文學就永不寂寞。願意為文學永遠受難的人，是為普羅大眾點燈的人。
於是，我想起深巷的黃昏，那個在朦朧中摸索著點街燈的人。[3]文學評論·把握當代文學的脈搏把握當代文學的脈搏劉錫誠謝望新同誌來信要我為他的文學評論集《浪潮之外的孤魂》寫序，這使我為難，因為這副擔子不該由我這樣的人來挑；但我又沒有推托，因為我同他是要好的朋友，在他出版集子的時候，沒有理由不寫幾句話。
我和望新相識已經整整十年了。記得1977年冬季，我作為《人民文學》雜誌的編輯人員出差到廣州組稿，有一天在蕭殷同誌家裏遇見了他。那時，他在《南方日報》文藝部當編輯，業餘時間兼寫文學評論。從那以後，我和望新除了常常通信外，幾乎每年都能見麵傾談。開始幾年是我常到廣州文藝界組稿，後來我出去得少了，他卻常到北京來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讀書班，或者到京為他供職的《花城》編輯部組稿。望新在繁重的編輯工作之餘，勤於寫作，幾年間就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學評論，有些文章由於見地的深刻而在文壇上為人重視，他從一個文學青年，迅速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文學評論家。
他的文學評論文章，在發表時我就大部分從報刊上讀到過。有幾篇在寫作過程中，他曾征求過我的意見。我欽佩望新思想的敏銳和筆頭的快捷。他閱讀作家的作品，綜覽文壇現狀，能迅速捕捉到作品中蘊含的內在的東西，把握住創作思潮中的動向，很快能拉出一篇評論的稿子。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組織第一屆（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獎的預選時，我是組織者之一，曾與望新朝夕相處了一個多月。讀書班臨結束時，要求到會者每人寫一篇論文。他把他的構思和角度同我談了。我發現他很善於從紛亂的現象中進行概括、抽象。星期日我們在北京工作的同誌都回家休息，等到星期一再到招待所時，他已經把寫好的稿子擺到了我的麵前。這篇題為《在對生活思考中的探求》的文稿，稍稍經過修改，發表在《文藝報》1981年第7期上。他在這篇文章裏，用宏觀的觀察較為準確地把握和評價了那一時期中篇小說的思想藝術價值和作家創作的探索趨向。這是他寫作途程中的一次飛躍，也是他從廣東走向全國的第一步。但他的潛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因為在他所處的生活圈子裏還缺少誌同道合的夥伴同他胼手胝足地探討文學問題、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和藝術技巧問題，在這種極有益處的探討中刺激他的批評的思維。這種環境在限製著他的視野和意識。作家的產生不是像桂林的山峰那樣，可以拔地而起，往往呈棉絮狀一群群地出現；評論家的出現，也常常不是孤立的一個人，而是一群人。隻要熟悉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壇的人，這個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與望新相別兩年之後，1983年他又參加了第二屆（1981—1982）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獎的預選工作。這次他撰寫的論文《文學的三重奏》，立意新奇、思想深邃、論點精當、文筆流暢，真是用得上“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句古話了。他的寫作水平提高很快，潛能開始得到發揮，對於文學批評的內在規律駕馭得純熟。他也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思考。我再次確信，望新的宏觀觀察和概括能力，超過他的微觀評價的能力。可以看得出，他後來寫作的文學評論，則著意追求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相統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