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新從1979年在新時期文學的高潮中顯露頭角以來，於文學評論的寫作上，成績值得稱道。他的評論涉獵的麵很廣，有文學運動的概觀，有作家論、作品論，有創作問題的探討……就創作思想而言，他的評論觸及到了新時期文學的許多方麵，比較重要的是：（一）對現實主義原則的倡導與保衛，這是他評論思想的核心。（二）對作家創作個性的呼籲和剖析。一個評論家應當具有自己的鋒芒與品格，正像一個作家應當具有自己的鋒芒與品格一樣。人雲亦雲，逢場作戲，吹吹拍拍，是成不了評論家的。我還記得他對張一弓的現實主義的闡發，是那樣執著，力排眾議，固執己見，鋒芒畢露顯示了作為評論家的氣質。他在一次座談會上，提出作家的藝術個性的重要性，也是一針見血的議論。他主張作家應該在自己的創作中頑強地表現自己的個性、自己的風格特點，從藝術構思、選擇視角、創造形象、結構情節等方麵表現出與眾不同的獨特性。
望新在文學評論的道路上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作為朋友，感到很高興。他已從青年步入了中年，但願這些成績是他中年時期的起跑線。做一個優秀的評論家並不容易，在他的麵前，山還很高，還有泰山的十八盤。但他的步伐還很輕捷。[3]文學評論·這裏春草青青這裏春草青青饒芃子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謝望新正式署名發表第一篇文學評論，是在1978年，從那時候到現在，時間老人已帶著我們走過了十四個年頭。十四年來，他在文學評論園地裏辛勤耕耘，已有了許多收成。1989年12月，他的第一個評論集《落潮之後是漲潮》，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0年3月，他的第二個評論集《落潮之外的孤魂》，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現在擺在我麵前的這部二十二萬字的書稿，題為《曆史會記住這些名字》，是他的第三個評論集子，已列入出版社本年度的選題計劃，估計今年底明年初就可問世。這樣，加上他1984年與人合作出版的《嶺南作家漫評》，一共就是四本評論集了。在商品意識衝擊文學的當兒，各種幹擾很多，能用心血來釀造文學評論，幾年時間連續出版四個評論集子的評論家著實不多。謝望新有才華，也有理論氣度和視野，社會實踐能力、思辨力和筆力均好，依他的條件和年齡層次，在新時期改革的大潮中，他有各種選擇的機會，但他卻偏偏選擇了文學，把他業餘的心力傾注在文學評論上麵，不是不知其中的苦處和難處，卻甘願受苦受難，執拗地追求、探索，筆耕不止，這是很不容易的。看來，文學評論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內心深處的一方天地。
我讀謝望新的文學評論常常從中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他寫的作家論和作品論，都有很濃的感情投入，所以他在文學評論中創造的，不是完全冷靜的無“我”之境，而是有“我”之境，而且那個“我”往往是赤誠的、熱情洋溢的。這就使他的評論文章具有一種特殊的感染力。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重對藝術形象的直觀感受，重體驗的深微和聯想的豐富，重優美的文字風格，評者的主觀思想感情和修養在文論中占著很重要的地位。從謝望新的那些情感化的文學評論中，特別是他那種把自己“感”到審美對象裏去的特點，我們看到了中國傳統文論這方麵的基因。但謝望新是六十年代中後期的大學生，他所接受的文學教育和影響主要也是屬於這個曆史時期的，而這個時期的文學評論是把理性放在第一位，所以在謝望新的文學評論中並不缺少理性的精神，他往往是從具象到抽象，自然地闡發自己對作品的感受，同時又注意在形象分析中進行理論的追索。他對作家作品的那種宏觀觀察和概括能力，他對新時期各種文學現象所進行的藝術哲學的思考，既有他的脈搏、血流和生命的律動，也處處顯示出一個文學評論家應有的理論意識和氣質。謝望新在《關於張一弓創作論辯的筆記》一文中曾說：“他們是熱烈的情感主義者，更是清醒的理智主義者。把握創作是非曲直、成敗得失的客觀立場，應浸潤在評論家的個性和氣質之中。”他自己所寫的文學評論，正是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謝望新的這個集子收進他的三十二篇文學評論。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一是作家、作品論；二是文學批評的思潮、方法論；三是書序。如果說，《落潮之後是漲潮》主要是對廣東新起作家的評論，《落潮之外的孤魂》主要是麵向全國，對一些有全國影響的作家作品的研究，那麼，《曆史會記住這些名字》則更多是對南方文學形態的透視和剖析，並且注意從地域文化角度來考察處於這一空間的文學，探索某種文學形態與孕育它的文化背景的關係。集子裏的《〈羊城晚報〉副刊史上的一件大事》、《轉型期的南方軍旅文學》、《南方，母性的河》、《強化南方文化意識》、《商品經濟中的都市文化與都市人》、《特區文學在形成自己的文學形態》、《廣東文化“三缺”》以及《“廣派”文學批評的曆史與基本特征速寫》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論作。據我所知，謝望新對南方文學的思考很早就開始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在《文藝新世紀》雜誌組織的一次筆談會上，他就提出了南方文學如何自強的問題。後來，他在報刊上連續發表了《走出五嶺山脈》、《續談“走出五嶺山脈”》、《三談“走出五嶺山脈”》三篇文學評論，不斷對南方文學問題進行理論上的闡明和追索。經過多年的思考，他在本集子的後記《南方文化論綱》中，概括和論述了南方文化的基本形態和特征，並在這一基礎上努力捕捉、把握南方文學作品中蘊含著的屬於這一地域空間的文化特質。事實上，他這時期所寫的文學評論，特別是有關廣東的作家論、作品論，都直接或間接地表現了他對這個命題的關注。
《曆史會記住這些名字》雖是散篇的結集，但從作者對審美對象所持的態度和評論文章的形態看，卻呈現出某種一致性。那就是：心熱眼冷，做到情與理的辯證統一。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中，曾根據人們對審美對象所持的不同態度，劃分為“旁觀者”和“分享者”兩類，認為“‘旁觀者’置身局外，‘分享者’設身局中”。德國美學家佛拉因爾斐斯在他的《藝術心理學》裏也有“參與型”和“旁觀型”的立論。這種區分不無依據，但在文學評論實踐中這兩者不是絕對的、不能統一的，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有這麼一段話：“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他所說的“入乎其內”，與上麵所說的“分享者”、“參與型”有相通之處。他說的“出乎其外”，又與“旁觀者”、“旁觀型”相近。但王國維在這裏著重說明的，不是“入”和“出”的區別，而是它們的辯證統一的關係，認為既“入”又“出”，才能使作品具有“生氣”和“高效”。王氏的“出入說”談的是寫詩，但這種藝術辯證法的道理，也適合於文學鑒賞和批評。謝望新的評論，既投入又冷靜，有對作家作品真實感情的抒發，也有對作家藝術構思和作品形象的科學分析和探微，在闡明藝術規律的同時，又常常融進了自己對人生、生命、人類、社會的思考，做到有“入”也有“出”，先“入”而後“出”，“入”和“出”渾，這個集子裏的多數文章就是這個樣子。
我和謝望新在年齡上相差十年，雖不能說是兩代人，但十年的時間畢竟是個沉重的數字。他的負荷沒有我和我的同齡人重，在文學道路上所受的精神和心靈的創傷也沒有那麼多，十四年的耕耘，已有了豐厚的果實，更何況現在正是春天，到處是春草青青，一派生機，在春天裏的春天寫作，謝望新應無憾、無悔的。[3]文學評論·命運的選擇與永遠的受難命運的選擇與永遠的受難陳誌紅文學發展到今天，不知還有多少人仍把它看成一項莊嚴的事業。我的不少朋友們，每每在言詞之中表露出對“莊嚴”這一字眼的躊躇和揶揄。我們的自信心麵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很純情地談文學的人越來越少，讀文學作品的人直線下降，讀評論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寫作品的人，寫評論的人，有多少還執著地將文學作為心靈一方小小的歸宿。
坦率地說，我並不抱太大的指望。與其說這是在對現實的正視之後所完成的一次心理調整，還不如說是對文學正在艱難地走回自身的一種合乎情理的認識。
將文學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作為生命的一種存在形式的人，會把孤獨與寂寞珍藏在心裏，熬著自己濃濃的血，延續著文學的真正的莊嚴。所以，悲哀又是不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