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為什麼偏愛“秋月”?答案是明確的。我們發現，“秋月”的美德，是他評論文章的一個基調,明朗、純淨、諧和。那經過深思熟慮的分析通過溫馨暖人的語言徐徐道來，能使你怦然心動而不致汗顏；
還有評論家注入論作中的崇高、莊嚴的人格力量，這在許多時候出現在對創作的主體——作家本人的評價上。
評論家那種強烈的情緒色彩躍然紙上，迅速縮短了作家與評論家之間的距離，同時也縮短了與讀者的距離，使你忍不住要隨著他在作家營造的形象部落中神遊一番。
還有俯拾皆是的哲理警句。
人們在讚美大海的時候，有時會忘記涓流的存在。但是，一個隻有大海，而沒有涓流……的世界是不完整的……在歌頌大海的時候，是不應該忘記涓流的。因為涓流不隻是會傳導，有時還會爆發出與大海同樣澎湃雄渾的濤聲。
……
注意詞彙的選擇和運用，追求語言的文采、形象性，努力達到簡潔、煉達、準確、新穎，和諧而不駁雜、明曉而不艱澀的境界，這種語言風格使我不由想起俄國偉大的思想家和文藝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運用優美的語言、雋永的筆調闡發深奧的理論問題方麵，謝望新似乎也有意識地作著這方麵的追求。
在我國當代文學評壇上，如果一定要分流派的話，他也許應該屬於傳統的批評派。他的論作，更多地受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俄國十九世紀末一批文藝理論家的影響，同時融進了社會的、曆史的、美學的、心理的批評。
在文學評論上，謝望新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追求。如果將我國的文學評論家分成老、中、青三代人的話(盡管這種區分並不十分精確)，謝望新應屬於剛剛邁進中年的評論家之列。這一代四十歲左右的評論家，既不同於老一輩評論家，又有別於近一兩年剛剛崛起的一批青年評論家。這一代中年批評家比老一代批評家更重視審美的批評和哲學的思考，重視批評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希望在評論中樹立起自己的人格形象和文品；這一代批評家大多有追求評論個性的自覺要求，而且希望自己的評論是一種自由的評論，在自由的心境下對創作思潮、作家、作品實行評判，而不需要適應什麼風和雨。與近一兩年成長起來的青年評論家不同，中年這一代沒有在思維的模式、思維的方法論上作徹底的改變，不是思維方法、模式上的革命，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吸收當代外國的、自己民族的新的思想內容、新的知識、新的方法，使自己的文學批評更富生氣，更接近現代生活的情緒和節奏，因而也更能為現代人所理解和接受。
我曾問過謝望新對文學批評的具體追求是什麼，他說：
“首先是獨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風骨。我最鄙夷的，是那種飄忽不定、隨風搖擺、模棱兩可、不置可否，實則是軟骨病患者的所謂理性思維家。評論家不是作家的附庸、應聲蟲，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婢。其次，是縱橫捭闔的開闊思維。我總希望自己下筆時灑得開、不拘謹，沒有繩索的束縛，有一種宏大、靈動的氣勢、氣韻。寫得過實固然不好，離開具體物象作‘客裏空’式的神遊也不足取，也就是說，要處理好‘宏’與‘約’的關係。再次，就是由文學現象論及政治，論及曆史，論及現狀。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學評論寫作陷入純文學現象的理念評判而不能自拔。思想家的睿智明曉，社會學家的機敏達觀，曆史學家的捷暢深沉，心理學家的精細審慎，這是我心之向往的。第四，則是努力把握作家的創作個性，這是評論家重大職責之一。”
他平時工作繁忙，能擠出整塊時間寫作的日子實在不多。他倒也能隨遇而安，見縫插針，燕子銜泥般地經營著自己的論作。他常常感到時間不夠用，節假日多用來閱讀、寫作。為此，他的兩個女兒對他頗有意見，因為想陪同他出去玩玩實在困難。不過，他還不是徹底的書呆子，但凡電視轉播足球賽，他是必看不可的，而過去他所非常喜愛的話劇、歌劇、音樂、舞蹈，則隻能忍痛割舍了。
謝望新是勤奮的。投身評壇八九年來，他已發表的評論文章、作品達百萬字。他正在著手編輯自己的兩本新的文學評論集《浪潮之外的孤魂》、《落潮之後是漲潮》。1984年，他連續發表了《瀟湘一奇——聶鑫森小說創作散筆》、《方方及方方作品感應的記錄》、《女性小說家論》等論作。1985年年初，又得悉他的論文《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獲“廣東省首屆文學評論獎”一等獎。
謝望新現在有種緊迫感。繼廣東作家論之後，他又開始撰寫第二個序列評論，總題為《女性作家縱橫論》，含有《女性小說家論》、《女性報告文學作家論》、《中年女性評論家論》、《女性爭議作家論》、《夫婦作家論綱》，約十五六萬字。同時還要擠時間補充知識，了解國內外當代文壇動態，要吸收的和要從事的實在太多了。
當我問及他對自己總的估價及今後發展方向時，他既謙遜又充滿信心地答道：“我深知自己不會成為大器，但我確實在塑造自己的評論品格和評論個性。在文學評論寫作的個性追求上，我願兢兢業業。”
謝望新是廣東新崛起的年輕的文學評論家，他體內潛藏著的理論和藝術才華正在迅速地釋放出來。可以說，他的文學評論正在“走出五嶺山脈”，向著更高的境界攀登。[3]文學評論·麵對這些“陳年”的文字麵對這些“陳年”的文字潘凱雄望新兄從自己曆年寫下的百餘萬言的文學評論中精選輯成了這本《謝望新文學評論選》，囑我在前麵寫點文字，讓我甚是躊躇。一麵是頗感惶惶然力不勝任；一麵是望新兄盛情相邀，難以堅辭。惶惶然者絕非自謙，論資曆、談學識，自己都不足以勝任此事，更何況我淡出評壇也有些年頭了，以至於今天有人在介紹我時很自然也很確切地要繞上一句：“八十年代評論家”。難以堅辭也是實話，我與望新兄相識二十載，從來都是他幫我，而今兄長發話，又有什麼理由拒絕呢？罷罷罷，恭敬不如從命，至於“序”得如何，也隻好請望新兄海涵了。
若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算起，望新兄步入文壇差不多也有三十個年頭了，在這近三十年的曆程中，他差不多每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位移”，打文學評論的寫作起家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曆經十餘年，文風日漸老辣；九十年代初起入主南粵電視界，作為《情滿珠江》、《英雄無悔》、《和平年代》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將個廣派電視劇折騰得風風火火；新世紀伊始重返文壇，雖不時仍有文學評論見諸於世，但更多的則是以散文家的麵目立足了。如今，又正在進行長篇小說處女作的寫作。如此說來，收在這本《謝望新文學評論選》中的文字大都是屬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麵對這些“陳年”的文字，是否會有“時過境遷”之感？我得承認個中風險也是令我“惶惶然”的原因之一。我固然也可以大談望新兄的這些評論在當年是如何如何之重要，但坦率地說，這並非我所願意的，畢竟還有“好漢不提當年勇”一說。當我沉下心來重讀望新兄的這些評論並能順利地寫出以下文字，更是有感於當今評論界的種種現象而發，或者也可以說，望新兄的這些“陳年”文字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能夠給我們以思考和啟迪。
望新兄的一些主要評論給我的一個強烈印象是發於感悟、止於理性。比如他對幾位文壇女將的簡約概括：“鐵凝：‘在濃重之中，能作淡遠之想’，‘有方向而能作曲折’（孫犁）；諶容：溫柔而不失莊重，平樸而不失深邃；張潔：激越與雄渾並重，柔韌與犀利連體；張抗抗：崇高而欠蘊藉，明朗而欠含蓄；王安憶：質樸而不乏聯想，純淨而不乏思索……”這些看似簡約的文字背後實則蘊藏著感悟之深與理性之透。在這裏，我特別想說說“感悟”。或許有人會問：感悟有何可言？這難道不是文學評論最基礎的要素之一？此言不謬。說起“感悟”在新中國文學評論中的遭遇，不得不簡約地回顧一下曆史。中國文學評論或鑒賞的傳統重“感悟”是不爭的事實，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學批評者呼喚建立學科化、科學化的文學批評，其初衷無疑是善良的，但實踐過程卻偏偏出現偏差，一味地重“感悟”或許有理性不足之憾，但完全不要感悟無異於是對文學評論的釜底抽薪，使文學批評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很難想象，對文學這樣一種以形象思維為基本特征的創作活動能夠完全地用製式化、科學化一類冷冰冰的公式予以解構，那將是一種抽掉生命活力的多麼可怕的結果。但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種毫無個體感悟、卻冠之以科學化的文學批評正在大行其道，明明是完全不同的鮮活的文學作品在這些批評中變成了一律的格式，所使用的話語是一樣的，概括出的意義也是雷同的，如此解讀下來，文學的生命何在？批評的活力何在？一個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居然連起碼的個體感悟能力都消失殆盡，這豈不是莫大的荒誕和諷刺？在這個意義上看，以望新兄的這些“陳年”的批評文字PK那些製式化的教條批評，誰更能贏得讀者青睞，誰又更能接近（隻能是接近）作品的真諦還會存有疑問嗎？
望新兄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走上文學批評之路的。那是一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激情年代，望新兄那時的一些批評文字理所當然地要打上那個時代的烙印，從他一些文章的標題就可見出一斑，比如《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任務》、《社會主義文學的反封建任務》、《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恢複與發揚——“傷痕文學”辯》、《關於敏感及“放”與“爭”的思考》、《關於“幹預生活”與“寫真實”》……如此這般又難免被詬病為“趨時”。這又是一個讓我頗感惶惑之問題。文學或批評固然不能簡單地、庸俗地成為“時代精神的傳聲筒”，我們曾經有過這方麵的慘痛教訓，而且至今那種庸俗“趨時”之作也並未絕跡，但文學或批評難道就可以因此而成為完全遊離於大時代之外的純粹的文字遊戲？成為“圈內人”自娛自樂的玩物嗎？事實上，現在的一些作品或批評早已表現出這種端倪，讀這些作品與批評，竟全然不知自己生活在哪朝哪代，急劇動蕩變革的時代在這些人的筆下絲毫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反應與表現，這樣自絕於時代與讀者的文學和批評究其實也是和那些庸俗的“趨時”之作一樣，同樣也是在導致文學和批評走向消亡。望新兄的批評確有一些看上去的“趨時”之作，但他的“趨時”不簡單、不庸俗，相反倒是見出批評家的勇氣與識見。麵對當下並不鮮見的“文字遊戲”之作，我想說的是：像望新兄這樣的“趨時”之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多少該批評出場並發出聲音時，我們的批評竟然統統缺位與失語，這實在也是文學批評的一種自戕。
在望新兄的批評文字中，有兩個曾經很是著名和引起關注的命題：一為“走出五嶺山脈”，一為“建立與發展廣派文學批評”。前者談創作，後者說批評；前者重在“走出”，後者強調“立足”。兩個話題看似並不關聯，且有些悖論，但我仍然願意將其放在一起來解讀，因為從這兩個看似悖論的命題中，讀出的是望新兄文字背後的視角與思維，即點與麵的關係如何處理？這又是當下文學批評有待理順的一個問題。現在的一些批評文字，“走出”倒是“走”得很遠，不僅離“五嶺山脈”甚遠，早就走向了世界，這固然不能簡單地斥之為不妥，隻是細讀起來，又時感大而無當，缺失了“根”；而另一些批評文字，“根”倒是紮得不淺，但又僅陷於一隅而孤芳自賞。兩種極端說到底是視野與思維出了問題。我一直以為：從事文學批評，不能沒有一個宏闊的視野，也不能沒有立足的大地，前者的匱乏必然導致因參照係的狹窄而形成的格局氣派拘束，而後者的喪失則難免空泛而無當。望新兄“走出五嶺山脈”與“建立與發展廣派文學批評”的命題雖然分談創作與批評，但隱藏其後的視野與思維卻是在他的批評實踐之中，他選擇的批評對象不少都是廣東作家或作品，但其持論的視野與思維卻又大大超越了南粵大地，惟其如此，才能既立足於“南方”，又“走出五嶺山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