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新兄的批評文字充溢於激情，無論是表揚還是質疑，均見出率真與坦誠，這不容易。恕我直言，當下評壇，充斥著太多的虛偽、怯懦與銅臭，看看整版整版的吹捧文字，著實令人作嘔，而看看批評一次又一次的失語與缺位，又著實令人痛心。我自己當年也曾經一次又一次地呼籲著批評的職業化與科學化，但如果“職業”、“科學”得連起碼的率真與坦誠都沒有了，那真是一種莫大的悲哀。這其實已經不是文學批評的技術問題，而是為人為文基本的品格與操守如何。
行文至此，不妨就上述段落用一段文字略加小結：謝望新的文學評論，以率真與坦誠之情，感應時代，發於感悟，止於理性，立足南粵，放眼全國。望新兄的批評當然還可以從其他層麵或角度去評說，但我單單挑出這幾條發點議論實在是有感於當下批評之現狀，說起來，這些都是文學批評本應堅守的最基本的底線，但令人遺憾的是近年評壇常常表現為底線的頻頻失守；評論者可以不認真、不仔細地研讀文本，可以完全沒有對作品自身的起碼感悟，可以絲毫不顧中國文壇當下的現狀與實際，可以一味沉溺於一己的小情感、小圈子、小象牙塔中，於是，我們看到現在許多的文學評論文字，盡管麵對不同的評論對象都可以下筆洋洋萬言，但話語卻常常是階段性的千篇一律，是離開文本自身的自我賣弄與炫耀，讀這樣的“宏文”，幾乎根本感覺不到論者感悟的敏銳與靈動，目光的宏闊與犀利，心靈的真誠與袒露，思維的機智與縝密……一句話，缺乏生命與個性，活力與感召。相比之下，望新兄的這些“陳年”文字不就是風采依然了嗎？盡管都是一些“底線”，但我想，一個行當，一份職業，如果連起碼的底線都守不住，其口碑、其反響、其前途、其命運自然都是令人堪憂的。[3]文學評論·謝望新的八十年代謝望新的八十年代郭小東寫下這個題目，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七個年頭了。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激情的歲月已經有十七個年頭了。十七年，整整一代人！而在我記憶裏，我所認識的謝望新是八十年代的評論家謝望新。一個人的青年時代，如果有幸和一個偉大的年代結緣，將不枉此生，不管後來發生了什麼變化。
我對於八十年代的人事，有如海明威所說：“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過青年時代，那麼，在此後的生涯中，無論你走到哪裏，巴黎都會在你心中，因為，巴黎是一個流動的聖節”。這是海明威在1950年，回憶他二十年代在巴黎的青年時代所寫下的。這是一位老人，在回顧他金色青春時的遐想。回憶是一種饑餓，一種對青年時代風雲際會的渴望與分析。
回憶令人充滿渴望，追憶卻使人對這種渴望擁有了絕對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我們已經有足夠的理性，去辨認評價八十年代那個狂飆突起激情燃燒奇詭叢生的文學革命年代了。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在黎母山中伐木，偶爾到鎮上去，翻翻飯館裏的《南方日報》，其中有一個名字讓我記住了。那就是謝望新的評論文章，有時整整一大版，那些和彼時革命形勢非常合拍的文學評論，雖然也很革命八股，但因著年輕的血性，讀得人血脈賁張。進入八十年代，謝望新的文學熱情和理論視野豁然開朗。七十年代非常時期的文學曆練，使他比之八十年代初露頭角的青年評論家們，少了一份莽撞多了一些智性。有著一種圓熟與練達的技巧與胸襟。比之五十、六十年代成名的老評論家們，他又少了一些暮氣而多了些激情和銳氣。
在八十年代廣東評論界，謝望新的確是亭亭玉立、傲然屹立的人物。他年輕，有中山大學中文係的金字招牌，有七十年代黨報《南方日報》及後來四大名刊《花城》的記者編輯經曆。在媒體和文壇，他都擁有得天獨厚的運勢。他稱得上是八十年代嶺南文壇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因之有幸代表廣東參加1981年《文藝報》編輯部組織的第一屆（1977—1980）全國優秀中篇小說評獎預選的讀書班。這個讀書班成員都是各省當時被認為最優秀最有實力的中青年評論家。當時的組織者，著名評論家劉錫誠回憶說：“讀書班臨結束時，要求到會者每人寫一篇論文。他把他的構思和角度同我談了。我發現他很善於從紛亂的現象中進行概括、抽象。……這篇題為《在對生活思考中的探求》的文稿，發表在《文藝報》1981年第7期上。他在這篇文章裏，用宏觀的觀察較為準確地把握和評價了那一時期中篇小說的思想藝術價值和作家創作的探索趨向。這是他寫作途程中的一次飛躍，也是他從廣東走向全國的第一步。”這一步對於廣東文學意義的全國推廣有非凡的意義。
以北方文學為旨歸的中國文學，長期以來關注的視域，從北向南首先是北京，稱為京派；再之是上海，稱為海派；向西囊括了陝西，稱為陝軍；最遠抵達湖南，推為湘軍；嶺南是一塊被遺忘的土地。盡管這塊被遺忘的土地曆代才人輩出，從孫中山到梁啟超、康有為，他們都演出過震撼中國文學和革命的活劇，但在中國當代文學格局中，嶺南文學始終處於一種飄搖的狀態，一種“鳥語”的嘈切聲中。她始終以其陰柔的人性的柔軟與懦弱，被排拒於北方文學黃鍾大呂的轟鳴之外。從北京歸來的謝望新，也許他已然在強手如林的中國文壇上，嗅到了南北文學差異的氣息，也許他的評論視野已牽引他率先從地域的視點上，去反觀廣東文學的曆史流變。1983年，他提出了“走出五嶺山脈”的文學口號。這是一個向外看的口號。寄望廣東作家必須走出嶺南的視域局限。這個文學口號的提出，有一種號召廣東文學北伐的革命意味。而其對廣東文學的意義，一直延伸到現在，也成為新時期廣東文學的心病。此後廣東文學的沿革和作家期許，都被這個痛苦的夢魘所纏繞。廣東文學也許永遠無法掙脫這個夢魘，眾多作家都在拚命企圖獲得北方文學的認同，而其認同的曆程太漫長也太痛苦。這也許是一個不得不屈服的宿命。
我願意絕不虛偽地說，沒有一個廣東作家不希望得到來自北方，更準確地說來自北京的認同。故稍有可能，廣東作家作品，其討論會都首選在北京召開；若在廣東本土召開，也必得邀請一大批來自北京的評論家們，花重金請來，哪怕是對作品說幾句無關痛癢的感言，也因之榮耀加身。指出這一點，再回過頭來，重新體味謝望新的“走出五嶺山脈”的文學期許，其中深藏的曆史文化隱曲，是有深刻現實感悟，又是蘊含著地域的曆史之痛的。這並不影響這個文學口號的理性高度。我理解謝望新提出這個口號，不僅止於希望更多的廣東作家作品躋身於全國優秀行列，更在於願望廣東作家，在深刻理解廣東的同時，在全國背景上展開對廣東本土的文化認知，衝破狹隘的地域文化樊籬，而實現文學的大氣象和大作為。這是“走出五嶺山脈”的基礎。
1989年，謝望新在經過了五年的新時期文學曆練和思考之後，他又提出了建立“廣派文學批評”的口號，並以其自身的文學實踐，證明了廣派文學批評的建構實力和實現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向內看”的口號。旨在構築廣東文學批評獨特的形態、品格、風貌與個性。
這個口號的提出，直逼文學批評的文化主體性，也即對批評內部的文化構成，取其師法源流的內容和形式。謝望新是較早也較敏銳地把廣東的當代文學批評，置於廣東文化地理和曆史傳統之中，進行審視進行建設的先行者之一。他為其論證提供了如下事實：
“以廣東為典型代表的南方文化，已從原來地域意義上的大南方文化中區別與獨立了出來；以京派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海派為代表的大南方文化，以廣東為典型代表的南方（嶺南）文化，形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三個主要潮流。”而南方文化，因伴隨著無可抗拒的改革開放大潮的進一步興起，現代商品經濟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將更加使地域性與超越性、時空性與超前性、個性與時代趨向性緊密結合。謝望新的斷語雖然沒有得到全方位的實現，但十幾年之後的廣東文化的確如他所預言的，正經曆著一種前所未有的超越，這就是新移民狀態下，南方文化的重度改良。我稱其為文學的新南方主義的文化現象。二十一世紀廣東對於建成文化大省的努力與期許，也暗合他當初對於廣派文學批評的建設性芻議。
這些文學口號的提出，都是植根於廣東本土文學，在外礫衝擊下不得不思索的話題。謝望新是八十年代廣東批評家中，少數把文學批評目光射向全國，和中國新時期文學走向保持著同步距離的人。八十年代初期，他與李鍾聲就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對當時比較活躍的廣東本土作家的創作評述，合著了評論集《嶺南作家漫評》。八十年代中期，他開始把評論視野擴展到全國，密切關注新時期文學動向。《〈願這裏長起參天大樹——讀全國部分獲獎作者、優秀青年作者小說專號〉致“延河”編輯部》、《“文彙”風格——兼評〈文彙月刊〉1984年報告文學》、《在對生活思考中的探求——讀1979、1980年的中篇小說》、《真實的，更是文學的——關於報告文學的一個觀點》、《文學的三重奏——談幾位作家的中篇創作》、《曆史會記住這些名字》、《女性小說家論》、《夫婦作家論綱》、《中年女性評論家論》。這些宏觀緒論，是他站在文壇製高點上的發言，也是他從廣東本土文學出發，追尋文學的全局觀念的牛刀小試。這是以往廣東文學批評家較少涉獵的領域。同時，他的評論目光也逡巡到文學的遠處，而不僅僅是本土的文學圭臬。批評的史詩角度是不囿於地域卻充分散發著地域的魅力的。所以，進入他評論視野的作家作品，其地域意義是開廣的。許多外省作家作品成為了他揮斥方遒的對象。他非常自覺地將自己拔離了廣東評論家的限製範疇，而置身於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批評群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