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或不喜歡謝望新的人，都不得不對八十年代的評論家謝望新刮目相看。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作為承接廣東老一輩評論家蕭殷、黃秋耘、樓棲、黃樹森、饒芃子、黃偉宗、易準等的文學批評傳統，又團結且提攜比他更年輕的評論家們，對廣東文學批評做出了有益的思考。謝望新是傳承鏈條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他在八十年代所思考和建構的問題，在九十年代的廣東文學批評中綿延不絕。時至今日，廣東文學依然沒有能夠真正意義地走出五嶺山脈，依然在為如何走出五嶺山脈，如何強化“南方文化意識”而苦苦探尋。再來談謝望新寫於1991年的這一段話：“南方更要強化自己的批評意識與批評準繩。南方批評家仍然沒有從北方文化、北方文學許多固有的觀念中獨立出來。從而喪失或淡化了人類至為重要的一種品格——獨立性：獨立的思考、獨立的見解與獨立的判斷……它應該是不折不扣屬於南方的、屬於現代南方的。”這個現代南方到來了嗎？我不知道，但是我以為，這樣的文學思考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非常新銳且切中肯的。
我所認識的謝望新，是我們這些稍為年輕的人們，曾經追趕著的八十年代的謝望新。在那些歲月裏，我們有過激越昂揚，煮酒放歌的經曆。1992年，謝望新去擔負更大的責任，官也越做越大。我便自覺地敬而遠之。惟恐以我輩的特立獨行、放縱不羈和自由思想，影響了朋友為官的使命；我便時常站在遠處，從電視新聞和報紙重要位置上，去獲知朋友謝望新的消息。為他的進步和光榮高興，在心中埋藏起一份對之的祈願。
若幹年後，謝望新到作協參與主持工作，我更是恪守克己複禮，惟恐因為彼此曾經是朋友，不慎獲得什麼好處，會給他添什麼意想不到的麻煩，因而君子之交，比水還淡。幸而謝望新對我輩而言，是原則尤強的，他對我更為嚴格。他曾向我約寫《作品》卷首語，我如期奉至，他閱後覺得不合時宜，大筆一揮斃了。這可能是由他約寫而又唯一被他斃掉的“卷首語”。不久前，我赴南沙群島巡航，回來後寫了長文，我自從1983年在《作品》發表文章之後，未曾給《作品》投稿。以為謝望新當《作品》主編，會有變化，便把稿子給《作品》，三審時讓謝望新又給斃了。他打電話告訴我說稿子斃了，我說沒事，但好文章不用，似乎有些匪夷所思，這文章還是花城出版社采用了。看來此生我與《作品》無緣了。我沒有如約把文章寫得更合時宜，或如他要求那樣去寫，槍斃是必然的。
在北京開全國作代會時，謝望新當著饒芃子先生，說起“郭小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廣東對他太薄”雲雲。他的話令我記起1992年，他評論我的文章，其中說到：“按照他的才華，他的才華質量，他所奉獻於社會和人類的精神財富，可以處於社會與生活更中心的位置，但曆史沒有為他提供這種機緣，讓他獲得更好的命運，甚至是社會某種普遍的弱點有意無意地遮蔽了他的光焰。”這樣的話語當然是非常悲天憫人也充滿智慧的。令人感懷，也自然令我誠惶誠恐。我笑說已經很厚了。十五年了，謝望新還記得他曾經的心思，又一次為朋友的命運鳴不平。而我，自然有別樣的心情故事。我沒有謝望新“天降大任”的胸懷與理想，我隻祈求生命賜我以自由，哪怕是貧困的自由，隻要是奔放不羈就好。
以上也是我對作為評論家的謝望新而不是官員的謝望新的自由的隨想。不知合時宜否？[3]文學評論·在宏約、超越中追求高格調在宏約、超越中追求高格調鍾曉毅在文學評論的園地裏，樹起一簇引人注目的與眾不同的花，這是謝望新的刻意追求。
那麼，他收獲了麼？他的文學評論的個性和風格又體現在什麼地方？
我們不妨深潛於他的文學評論中，尋找，追蹤……
一
第一個發現：是對文學評論高格調的孜孜以求，這一追求，像一條閃亮的紅線，自始至終貫穿在謝望新文學評論中。
文學評論，曆來被認為是文學中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領域。淺薄的文學批評，往往是某種時尚政治的傳聲筒，或僅是作品內容換個花樣的翻版。真正深刻、優秀的文學評論，該是一種研究，對文藝現象作全麵、客觀、實事求是的考查和分析，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功過優劣；不投機，不取巧，更不出賣自己的良心。謝望新在他的潑墨行文中，力圖客觀、公正，開始形成了自己文學評論的獨特的個性。
他不讚成人雲亦雲，拾人牙慧，而是堅持從實際出發，對作者的人品和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判和論述，有針對性，有概括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既不無的放矢，左右搖擺；也不劃率成章、敷衍塞責。我國的當代文學，是經過了九曲十八彎的波折的，尤其是十年浩劫，更在文學領域裏留下了不少的後遺症：人們對於政治色彩強烈、尖銳觸及現行政策的創作或多或少抱一種冷感，把這些作品稱作“時文”，“趨時之作”，“急功近利”，“永恒性的對立物——速朽之作”等等。作為作家的張一弓，雖受著“（他的）不少重要作品是政治結論的簡單演繹”的誤解，仍不改初衷，在實踐文學的當代性的旗幟下，對開拓現實生活性的主題作著頑強和執著的追求，難能可貴；而作為評論家的謝望新，在作家稍感困惑和需要理解的時刻，毫不猶豫地伸出自己的臂膀，一氣嗬成了《關於張一弓創作論辯的筆記》，開篇便對作家的追求給予肯定，接著從曆史、現狀、政治、政策及文學作品的審美功能等多方麵，闡明了自己對“時文學”的態度：能較為藝術地傳達出時代和人民的進步要求、願望和心理情緒，這種創作態度是應充分肯定的，斷言這類作品一定“速朽”，是沒有根據的。（在《女性小說家論》中對戴晴的《盼》的評論時也點出：“對於所謂‘應時之作’，也不要采取一律排斥的態度，現實生活對文學功能的需要是多種多樣的，直接幹預便是其中一項。”）我們隻能要求和期冀它們要藝術些，再藝術些。至於張一弓的作品，他是從曆史的縱深處，將它放在五四以來中國革命文學的長卷中，尤其是與同為農民題材的創作進行比較，放在新時期文學萌生和發展的整個過程中加以估量，從而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的貢獻是別人所不能代替，有著極其珍貴的價值。結句很是語重心長：“張一弓作品的短處，像它的長處一樣鮮明突出。我們不能因為它有失當甚至缺陷之處，就采取冷漠的態度。須知，這一類題材的創作，難度是很大的。評論者的責任，是和作家共同探討，增加作家在這個領域的進取和探索精神。”這種評判，公允、熱情。對評論界於諶容的追求顯得冷漠的做法，他也是不苟同而旗幟鮮明的，認為：“諶容描寫的生活畫麵，平靜中藏著鋒芒，但又不失真誠，不失分寸。這恰恰是諶容比許多人，尤其是比許多易於偏激的年輕人勝一籌的地方。犀利、尖銳之處，淋漓痛快，患有‘左’視病的人感到不舒服，但也無從還擊。”這種實事求是的批評，想必對作家的幫助和鼓勵是較大的。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在謝望新的文學評論中，它並不代表著最高的水平，卻榮獲了廣東省首屆（１９７９—１９８４）“文學評論獎”，這也是毫無愧色的。我覺得，這篇《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的問世，起了三個方麵的作用：
一、做了撥亂反正的工作。評論家是感慨於“對像歐陽山這位有著半個多世紀創作經曆的老一代作家，我們的研究工作竟如此落後、無力”，才奮筆疾書成此篇洋洋灑灑的專論的。文中，較為全麵、綜合地考察和研究了歐陽山６０年來創作生涯的得與失，闡明了《一代風流》是仍有爭議的鴻篇巨構，肯定了歐陽山沒有爭議的藝術才華。把歐陽山的創作分為四個階段：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初期，三十年代初期至四十年代初期，四十年代，解放後；區別於把一、二階段合而為一的無差別的三段論分法，恰如其分地評價了作家的前期創作：“很明顯……無論在思想的深度、色調、情緒、藝術表現的民族傳統感，以及藝術功力上，都暴露了作家極大的弱點和局限性。據此，我們認為，對歐陽山這一時期的創作雖不宜評價過高，但也不能一筆抹煞，它在我國現代文學的早期篇章中，對認識當時的社會，是起了多棱鏡的作用的。”
二、是新時期反思文學裏一朵飛濺的浪花。對文學批評標準的片麵認識和理解，曾帶來嚴重的危害：以政治裁判文學作品，以今天的政策去套昨天的作品，以今天的認識去責難昨天的熱情。但在謝望新的文學評論中，一般是看不到這方麵的陰影的。這是因為他是透過曆史這麵鏡子去看歐陽山的創作。每個作品，總是產生在一定的曆史時期，總是描寫一定曆史時期的生活的，對其分析，就不能撇開當時的曆史條件。基於這種觀點，評論家重新曆史地估價了《高幹大》，進行了再認識，概括了其五個方麵獨特的貢獻，這就迥異於一些教科書的提法，填補了某方麵研究評價的空白。
三、廣東文壇，作家論曆來是文學批評的一個較為薄弱的環節，而這篇《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材料翔實，觀點鮮明，立論公允，不乏悅目賞心的章句，可看作今後寫作家論的一個借鑒。
謝望新客觀地評價歐陽山的創作，為張一弓、肖複興作辯，為張潔、諶容請命，為……他為作家們所取得的每一點進步、每一絲發展感到由衷的高興，卻也毫不避諱他們的不足與缺陷。對成長中的青年作家是這樣，對有名的作家亦同樣的以誠相見，絕不含糊。如他評判張一弓：“記者生涯，發掘和培植了張一弓後來成為一個作家的許多寶貴素質；記者生涯，也帶來了他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上的某些局限。有時，張一弓會因為一種習慣性的作用，用新聞的眼光而不是完全用作家的眼光去看生活，在構思、描寫生活時，有時又會不自覺地采用新聞的手段而不是完全采用藝術化的手段……有時就在創作中產生不良效果：第一，損害了作品的真實性和藝術整體的審美感……第二，損害了人物的完整性和豐富性……第三，影響了對人物內存世界作直接透視。”這裏，確實有著一種直截了當，卻又實事求是的科學的評判態度。
因為確立了這種批評觀，謝望新對作家作品的評判，著眼點就不僅僅限於在其比較顯露的層麵上，而且還深潛到藝術個性、藝術氣質、藝術潛力的研究中去，為年輕的作家們指示前路，卻又不帶一絲教訓：“對於程乃珊來說，最少最近一個時期，主要精力是在這塊領土上深翻細作（指在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第二、第三乃至第四代的子孫們在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巨大變動中的獨特經曆），培植更壯實之果，而決非匆匆忙忙轉去開墾新的處女地。”這是他對程乃珊的期望。他覺得，“在取材和人物的選擇上，走其他題材的路；在題旨的詩意和開拓上，走（他的）工業詩之路。二者的嫁接，我以為是聶鑫森工業題材可能走通的一條新路。”而對葉之蓁，他則說：“作家今後的努力，是否應主要朝著環境的概括和提煉，思想深度方麵突破？”……如此之類的短短的文字，相信對作家今後的創作生涯會有很大的啟示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