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超越的意識，也是評論家實踐文學評論高格調的一個重要方麵。他很崇尚超越，並立下了三個標準：一是對自己的超越。要求自己的文學評論要一篇寫得比一篇好，不拘泥一格，加強主體意識，建立自己的批評風格、個性體係；二是對作品的超越。評論家不但要準確鑒別作品，還應有更重要的職能和才華：即要把作家和讀者都沒意識到的，但作品中已蘊含潛藏的藝術才華像采礦一樣地誘發出來。對王安憶、方方、航鷹等他都做了這項工作，並進行了高屋建瓴般的預想。早在王安憶的創作之魂還縈繞在“雯雯們”身上的時候，他就斷言：“王安憶剛走上文壇時，她的短篇作品被有些人視作‘文學殿堂裏一塊不起眼的磚石’。”“這兩年，她發表了六個中篇，充分顯示了她的創作才華，以及可以預期的發展前途。”果然，王安憶不負厚望，新作迭出，令人們驚羨。由此可見，他的評論、沒有慣常批評的冷冰冰的“麵孔”，不盛氣淩人，更不在評論家與作家之間築起一堵牆，他往往通過評論，使評論家與被評論者之間建立深厚、真摯的感情，難怪他會借肖複興擬函說：“曆來扮演的是‘個性保護主義者’的角色。”三是思力的超越，從對作家作品的評判中，擴展到對社會人生的評判，力圖做到：既有對文學的評判的直接性，又有由此延伸對整個生活評判的超越性，要顯示出思想家的睿智明曉，社會學家的機敏達觀，曆史學家的捷暢深沉，心理學家的精細審慎。這樣，他的評論中就滲透著自己的人生觀。如對航鷹筆下的“東方女性”家庭進行評判的《落潮之後是漲潮》，就是他的社會倫理道德觀念的宣言。這篇有詩有散文的論文，是評論家第一次具有自主、自立意識的嚐試，也是他這麼多年來建立在一個較高層次上對人生、對社會、對曆史、對倫理道德的看法。他用五個小標題，串聯起航鷹筆下“東方女性”家庭在倫理道德方麵的曆史演變過程：從被約束到解脫，從有意識直至符合現代生活。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東方女性們”仍在繼續走著。而評論家似乎前行了一步，他在“潮漲潮落”中，對性愛、第三者、友誼與愛情、事業與愛情、理智與感情等等都進行了分析和探討，並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都是當今社會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評論家筆涉這個“敏感區”卻又超越出來，即不是將陳舊的、有結論的東西重複，而完全是自己用心體會出來，而又用筆開掘出來的人生信條。如對“第三者”“法”的概念和準繩論題的提出，對現代愛情、婚姻、家庭、倫理道德觀的詮釋：精神的依傍，自我價值的實現，高尚的信仰和誌趣——是現代愛情、婚姻、家庭常新常愛的一條強勁動脈。還有對現代道德的精神與物質的全新的理解等等，不乏獨到的見解。這樣，評論文章的作用，就不但是評價作家創作的得與失，優與劣，也可把它當作社會科學論文來讀，它所提供給人們的社會的，就會遠遠超過就作家論作家、就作品論作品的境界。
二
要在文學評論中透露、勃發出一種磅礴的氣勢，要求自己的評論有一種闊大的思想容量，藝術鑒賞上有把握、駕馭的標準和寬廣，這是謝望新的第二個追求。他把這種追求的坐標簡而言之濃縮為兩個字：宏約。
他的文學評論生涯是源於新時期，附麗於蓬勃發展、多姿多彩的文學創作之中的。那種隻管作品的社會政治效果而不問審美效果的批評，謝望新將其束之高閣。他崇尚的是，“多作些宏觀研究，比較研究，開放式的研究。”（《要為評論家正名》）
創作是有其承繼淵源的，科學地去評判作品，就不但要知道它在今天的意義，還要點出它在曆史上的地位、貢獻或者不足，進行美學的和曆史的批評。在《關於張一弓創作論辯的筆記》中，批評家采取的就是宏觀的美學的曆史的批評法，即“評價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和價值，主要是看它較之過去時代的文學，提供了多少新東西。”（《在對生活思考中的探求》）由此得出了對張一弓農村題材創作貢獻的獨特的認識：第一，在這個領域裏，他自覺地追尋和關注中國農民曆史命運變化的軌跡；第二，在這個領域，他將農民在曆史轉折時期的進步要求、願望和心理情緒表現得那麼快捷和廣泛；第三，在這個領域，他緊密地把中國農民曆史命運的變化，與整個民族、社會、人民中間的物質利益和精神生活的深刻變動聯係了起來。結論是從對曆史、現狀進行宏觀的研究所提出的，又通過評判作家的代表作《犯人李銅鍾的故事》、《趙钁頭的遺囑》、《流淚的紅蠟燭》等來印證其命題，這樣，有點有麵，點麵結合，就給讀者帶來一種宏闊感和整體性。
評論家的宏闊，還表現在知識結構和寫作方式等方麵。試想，若沒有一個較為廣闊的知識麵、視野、思維空間，又怎麼能寫出這樣宏觀的、比較的、開放性的文學評論來呢？
但評論家所追求這種宏大，最終的目的又是為了文章的簡約。他曾說過：“要不斷地去開闊視野，拓展思維空間，擴大知識麵……而這一切，又是為了在對作品最後作出判斷時的簡潔、明了、清晰服務。”一方麵是宏大，一方麵是簡約，這是不易做到的，但謝望新努力地去實踐，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寫作家專論的時候，他以他的敏銳和善於感受（感覺、體驗、意向），往往能用幾個詞或一段不長的文字，把握住這位作家的創作特點或其某一個作品的藝術特色，準確而凝煉。他評價《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用了一句很新穎很形象的比喻：“（它）是新時期文學園地裏一朵黑色的花”；他把獲第二屆（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全國優秀中篇獎的１５部作品稱為：包含著一種振奮人心的文學三重奏；他讚揚葉之蓁的為人和創作：年輕的，也是有為的；指出“航鷹是相伴著《金鹿兒》、《明姑娘》翹首於當代文壇的。作品最初的風貌，色彩的明朗、內涵的明淨，傾向的明晰，令文學界輿論一律。”封聶鑫森為“瀟湘一奇”……均是又生動又貼切又具形象性的。在他的近作《女性小說家論》中，這種宏約的風格更是得到充分的展示。三萬字的篇幅，幾乎寫盡了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基本曆程。對一些作家的重頭作品，他往往以一言而概之，諸如《愛，是不能忘記的》——由重人身自由轉向重精神自由；《方舟》——載負精神的苦難，爭得自我存在的社會價值；《祖母綠》——超拔於個人感情糾葛之上，肩負起莊嚴的曆史責任……從這些簡短的評語中，我們能很清晰地看到張潔創作的流向，果然，她接著寫出了《沉重的翅膀》、《場》、《條件尚沒成熟》、《尾燈》等氛圍十分嚴峻卻都由作家赤子之心光照的“憤世之作”，緣此，我們也就更能理解評論家的這句評價的新意了：人們原隻以為她在捍衛婦女的人格和尊嚴上，是強者，殊不知，她在揭示現實矛盾方麵，也是極堅強極果斷的。在對女作家其他方麵的綜述上，他用的也是極簡潔的字眼或句段，如在藝術描寫上，他的結語是：諶容內向，張潔外向，宗璞內秀，王安憶沉穩，鐵凝對生活的描寫接近直觀但更純淨，葉文玲靈秀；在審美形態上，他仿照孫犁對宗璞、鐵凝小說論斷的寫法，作了精煉的概括：
諶容：溫柔而不失莊重，平樸而不失深邃。
張潔：激越與雄渾並重，柔韌與犀利連體，輕曼與峭拔同枝，超脫與製約共存。
張抗抗：崇高而欠蘊藉，明朗而欠含蓄。
王安憶：質樸而不乏聯想，純淨而不乏思索。
葉文玲：隱忍中有奮發，靈秀中有清峻。
航鷹：明朗而不晦暗，直達而不迂回。
程乃珊：華彩而欠純熟，清明而欠練達。
戴晴：寓率真於柔情，寓落拓於調侃。
喬雪竹：遒勁藏於纖弱，傲岸藏於淒惶。
黃蓓佳：溫文而有理想，淡泊而有求索。
這些精致的語言，往往能深深銘印到讀者的腦海中，易引起共鳴。
宏約風格的另一方麵，就是在文學評論中不時融入發人深省的警句，諸如：“爭議不足畏，批評不足懼，困難之處，在於鑒別的細致、準確，評判的公正、精到”。（《落潮之後是漲潮》）“文學創作實踐早已證明：文學有時可以而且能夠走在生活的前麵，起著開拓曆史的作用”（《不可磨滅的曆史之章》）。“一個作家，隻有具備了高屋建瓴地解剖社會、人生的思力和才力才稱得上完全成熟”（《方方及方方作品感應的記錄》）。“解剖別人，更要解剖自己”（《為了輝煌時刻的到來》）。“它哪怕隻吐露一絲清香，也是真正您擁有的”（《我，浪潮之外的孤魂》）。“偏執不好，也不見得全壞。較之平庸無奇，我以為要好些”（《願這裏長起參天大樹》）等，不勝枚舉，不論是結合全文來讀，還是隻作整句來看，都能啟人耳目，發人深思。
在語言的運用方麵，謝望新的評論文字也是很有其個性特點的：聯想能力強，充滿情愫與想象，極具文采。隻從標題就可見一斑：“落潮之後是漲潮，”“為了輝煌時刻的到來，”“讚美大海，別忘了涓流，”“我，浪潮之外的孤魂，”“瀟湘一奇”……乍看之下，會以為是一些優美的小說、散文題目。文內富有色澤、激情和鮮麗的語言就更多了。《方方及方方作品感應的記錄》開頭的一段自述：“我有一顆敏感的心，人世間哪怕一片流雲，一個亮點，一汪清泉，都會在這裏掀起風暴，擁起金輪，激起波瀾”，亦簡直就是一首抒情小詩，給人一種恬適、奇麗的感覺。
他的文學評論充滿感情，還緣於對作家的知與愛。有些權威的批評家，主張調查作家的家譜及其經濟狀況、體質氣質。當年，別林斯基就曾很有勇氣地對屠格涅夫說：“須知我了解您比您了解自己還清楚。”謝望新也很重視“人文並重”。他在評葉之蓁的小說時，開章就明誌：“作品是作家嘔心瀝血的產兒，必然會注入作家自我的主觀成分，帶有作家鮮明的個性、氣質，純之又純的純客觀描寫，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之，要對一個作品的社會價值、美學價值和藝術價值作出公允的評判，熟悉和了解（直接的和間接的）作家本人的身世、經曆、遭際，及其創作道路，是十分必要的。我在評判作品的成敗得失時，總是把這方麵的因素估計進去，從相互聯係中進行比較、分析。”所以，他在文學評論中，既談交往，談作品，又談得失，談希望，如切如磋。在評論方方、肖複興、聶鑫森等作家時，都或多或少地回憶起彼此之間的交往，以平等的地位，以摯友的情懷，以同誌的真誠，論人論作。無論是對作家或讀者，都以自己坦率的知見同他們作真誠的對談，這樣的文章，也許局部有局限，甚至有偏頗，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但是，“思想真實而又真誠的文字，是古往今來一切有益於文學事業的真正氣派和風格。”（王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