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雲：紅了櫻桃，綠了芭蕉。櫻桃為什麼會這樣紅，芭蕉為什麼會這樣綠？這恐怕和它們生長地域的水土不無關係吧？而一個評論家的個性追求和風格的形成，亦會和其生活、氣質、遭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謝望新也不例外。他在搞文學評論時，是溫和、寬容、重視藝術個性的，但又很重視人格的力量。這裏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寬容。因為作為一個在“文革”中期畢業的大學生，和有著１６年之長時間任職黨報、大型刊物的記者、編輯，其文學評論中卻沒有什麼衝衝殺殺、咄咄逼人的陰影，這與他從小的家庭熏陶和自身修養是有關的。他有不幸的身世，曾作為孤兒過繼給舅舅，長住外祖母家。照常規，他會養成一種孤僻、冷傲的性格和心境，但他，恰恰是明朗、熱摯、寬容的。這種性格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從小給他溫暖的外祖母——一位老式而善良、正直的中國女性長期的教育所使然；而那種強烈的情感，豐富的想象力是作為孤兒的童年、少年所給他的浸潤，那種敏感的眼光、悟性感知能力當然要歸功於在黨報和刊物編輯工作的磨練。這一切，形成了他的“內在世界，敏感、豐盈、堅強（有時果決得近乎於冷峻）”，“外部世界，明朗、熱摯、友善”。或許正是這樣兩個“世界”的結合，才形成了他今天文學評論風格的雛形。我很讚同他在關於肖複興中篇小說創作的擬函中通過肖複興之口所給予自己的評價：“我是寧肯把您看作是作家，而非評論家的，您在用理性，用邏輯，用思辨，但您同時也在用形象，用聲音，用色彩。有令我感到困惑而神秘的是，您何以將具有充分排他性的兩種思維規律，容進您的腦袋，爾後，又化成了博大飄逸的文字？”
早在作家被譽為“人類靈魂工程師”之前，有的文學史家就讚頌文學批評是“人類心靈的指路牌”。但願謝望新在今後的評論生涯中，能繼續負起指路牌的重任。[3]文學評論·理性與情感相激相蕩理性與情感相激相蕩譚庭浩謝望新們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三代人的序列中，謝望新們介乎第二代與第三代之間。他們殊特的“人生背景、文化脈絡、哲學觀念、意識結構、心理形態”，鑄就了其文學批評的基本特質。
他們的童年適逢共和國的童年。那個單純美好的時代，在他們的心靈上，塗上了同樣單純而美好的底色。他們“從上輩人手裏接過了這樣的傳統，誠摯、純潔、認真、嚴謹，金星火炬、隊鼓咚咚……”雖然不是自覺的，但這畢竟是他們對生活、對人生的最初態度，是難以磨滅的。他們內心裏又都有著一個動人的“共和國情結”：“總把新中國母親看得很理想，很美好，很親切……”共和國的形象，真的像母親的形象一般，深深地投影在他們童年與少年的潔淨澄明的“心眼”裏。謝望新自己，對他於十六歲那年萌生的關於文學的永不褪色的夢，就如同對生活、對理想一樣，是純情、摯誠而且執著的。這也是他在以後的一生中對待人生與藝術的最基本的情感態度。
然而，他們在念小學、中學的時候，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所接受的教育，現在看來，終究單一和不完整。跟一顆心靈要健全地發展所必需的精神營養相比，他們是“貧血”的。後來，他們進了大學。風華正茂，本來可以正規和高效地接受係統的人類文明的教育，可是，“文革”來了。他們的高等教育也是不完全的。不要說跟第一代相比，就是比起第二代，他們的文化根底，即在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兩方麵的學養，也是欠缺的。
“文革”中，雖然他們“曆來表現的絕對馴良和盲目”，使他們喪失了獨立思索和判斷的能力，不可能擺脫當時“左”的路線的束縛；但是，在客觀上，“文革”又以一種不正常的瘋狂的方式，把他們與那個動亂的國度和動蕩的社會死死地牽係在一塊兒了。他們與整個民族一道蒙難，在創痛中成長——這跟紅衛兵一代在創痛之後成長不同。在無可逃避的“意外”當中，他們與國家、與社會的聯係，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深了。這在當時，對他們來講，是不自覺的，甚至可能是糊裏糊塗的。然而，當“文革”結束，他們與整個民族一起反思——也反思自己這代人，反思昨天，也思考今天，從而逐漸覺醒了的時候，他們對自己與國家、社會和民族的聯係，對自己所經受的創痛，感到格外沉重；這絕不僅僅是憂傷，毋寧說是深沉的憂患。此時反顧，“文革”並沒有讓他們喪失身上最根本的東西，摯誠與執著依然留於心底，社會意識——憂患意識也要自覺更強烈地流淌在熱的血中；說到底，他們在失去了單純幼稚的幻想之後，變得更加堅韌了。
謝望新們正是在這個時候舉起文學批評的“投槍”的。他們大都很早就樹立了文學的理想，又多具備為理想而奮鬥的意誌和毅力；在學養上，盡管是不完全的，但也積累了一定的基礎。像謝望新，在大學期間對中外文學特別是戲劇的大量涉獵，在“文革”中對馬克思及先於和同於他們時代的思想巨人的論著的全麵拜讀，就為他的文學批評準備了必要的藝術修養與理論基石。而且，他們又基本都在文化崗位上工作，謝望新當時是《南方日報》文藝部的記者、編輯，有從事文學批評的職業上的便利。——也就是說，他們首先具備了個人的、主觀的條件。但是，更主要的是，他們受到了時代的不可抗拒的召喚。那是曆史轉型之初一段激蕩的時日。浩劫才逝，荒原一片，百廢待興。撥亂反正，是當時一切工作的中心。這是一件政治的、社會的“事件”。劫後再生的文學，包括文學批評，不僅參與了而且大大帶動和推動了整個國家的撥亂反正，又一次發揮了時代先鋒的作用。謝望新們在此時開始文學批評，也首先是政治意識與社會責任的驅使。
在壓抑和沉默了這麼久之後，他們的大腦與心靈又變得亢奮和激動起來了，他們“有很多話要講，有很多情緒要噴吐”。這是一種“抗衡的激情”。文學批評，隻是他們向社會發言的一種方式，一個突破口；其衝動，或曰最初動機，源自深刻的時代和社會的需要。撥亂反正的總的時代命題，也多方麵地展開成他們文學批評的具體話題，這些話題必然帶著強烈的社會性，以至政治性。謝望新當時寫下的《社會主義文學的批判任務》、《社會主義文學的反封建任務》、《關於“幹預生活”與“寫真實”》、《文藝要與人民息息相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恢複和發揚——“傷痕文學”辯》、《要塑造形象，不要製造偶像——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藝術形象塑造斷想》等文章，光從題目即可看出，涉及的都是當時重大的文藝理論問題和文藝現象；它們強調文學的真實性、人民性和戰鬥性，呼喚現實主義精神的複歸，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和犀利的戰鬥性，袒露了熱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深沉的曆史使命感。
謝望新們的文學批評，在時代的總體規定下，一開始就取了社會性的路向。況且，他們在從事文學批評之初所能接受的傳統，隻有社會——曆史批評一種，這也限定了他們。這些決定了謝望新們的文學批評的基本形態，也還是社會——曆史批評。謝望新無悔於這種聽從時代召喚的批評形態的選擇，他深切理解它於當代中國的神聖莊嚴的分量，他曾為它動情地辯護！
在十七年，更不用說在“文革”，文學在意識形態中的特殊位置，使得文學批評基本上隻是一個工具，不得不淪為政治的、政策的、至少也是作品的附庸；所謂文學批評，其實是政治批評，很多時候甚至膨脹為政治批判。前兩代特別是第二代批評家，由於政治、社會的大一統和文化的封閉，一般而言，眼光都比較狹隘，知識都比較單一，個性亦相對貧乏，本來活潑潑的感性生命被群體理性所吞食乃至異化。
謝望新們有幸在他們邁向評壇之初，在他們還算年輕的當兒，遇上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宏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給了他們一次不可多得的啟蒙，一次在覺醒之後自我更新的機緣。強調和呼喚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人的個性，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在經曆了十七年裏個性的被漠視、“文革”中個性的遭踐踏之後，通過新時期對己對人的種種反思，謝望新們對於個性的重新張揚的感受和體會是格外強烈，特別深刻，甚至是十分沉重的。個性，是用昂貴的代價換來的，不僅彌足珍貴，簡直異常神聖。他們受過傷卻依然年輕的心靈又活潑起來了，整個感性生命又生機煥發。他們再度青春。重視和追求批評家的個性，從而爭取和確立批評的獨立地位，在謝望新們，實在是必然的事。前兩代批評家，在新時期，對個性問題也一定百感交集，內心裏亦有對個性的渴望；但是，他們的心理定勢和批評的基本格局在此前已經固定——這是一種負擔，他們總的來講不大可能像謝望新們那樣，更不可能像第三代那樣，很少乃至沒有負擔地去張揚個性。因此，盡管到了新時期，他們的個性色彩還是不太顯著。
接踵而至的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文化的對外開放——西方的價值觀念的衝擊，異域的種種思想材料的啟迪，使謝望新們從封閉走向開放。他們的視野擴大了，心靈開放而且寬容了，觀念，亦在撞擊和裂變之後獲得了更新。他們能夠在大視界中發現和觀照問題，又以開放的心靈去融會，並通過現代的觀念去思考和闡釋。他們的追求和探索是自由的、充滿生命力的因而又是多方麵的；雖然批評的基本形態還是社會——曆史的，但不像過去那樣給人一種固定、重複和單一的缺乏生氣的感覺。
若與第三代相比，又有一定差異。對文學批評，第三代與謝望新們在觀念上比較接近；但第三代顯然更徹底一些，他們的批評，往往連形式都是現代的，形式與觀念同步。而謝望新們在形式的選擇上卻基本是“傳統”的，形式與觀念有距離，因此，第三代一上場就企圖建構全新的體係，謝望新們則在傳統的大框架內閃爍著“現代”的亮點。對傳統文化，第三代持一種明顯的叛逆姿勢；謝望新們卻沒走那麼遠，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基本觀念，他們還是認同的。
對西方文化，第三代起碼在情緒上要全盤吸收；謝望新們則謹慎和節製得多。謝望新在談到“老五屆”大學生即他們這一群大學生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及其成因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