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現有的思想特征而言，“老五屆”大學生對世事持較為冷靜、公正、執著的評判，不特別偏激，也不趨於保守，容納百家，兼收並蓄，揚其所長，棄其所短。這集中體現在他們對待民族傳統和西方文化兩者關係的態度上。
這種不完全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固守傳統、排斥西方的老一代與排斥傳統、全盤西化的新生代的思想特征，是幾個特定曆史裂變期交互作用的結果。“老五屆”大學生是從建國後十七年接受正統教育開始，逐步形成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哲學觀、文化觀、倫理觀的。文化大革命則將他們正統觀念中的弱點、缺陷和糟粕推入一個危險的極端。新時期實行的較為開明的政治和對外開放政策，使他們有可能重新檢討自己和再認識自己，尋找一條在東西文化的碰撞中，既繼承民族傳統精華，又吸收外來文化優長這一較為切實的道路。
這是一種辯證的態度。同樣，謝望新們文學批評的個性，也不等同於第三代的。第三代的個性是一種個體化的個性，甚至被推到極端；正是在他們中間，有人提出了“我所批評的就是我”，有人特別崇拜自我的感覺印象……謝望新們的文學批評的個性，則是挺立在社會意識——憂患意識的底蘊之上的。社會性始終是他們的文學批評的核心內容。他們之所以也特別重視主體意識和個性要求，首先是因為這是文學批評欲保持獨立所必需的人格依據；其次還因為，他們想借著自己的主體意識去更有效、更深刻地捕獲和闡發文學作品的以社會內容為主的豐富蘊含。在謝望新們，主體意識有時甚至消融在社會意識裏頭，並表現為一種同樣堅強、獨立的社會意識。在這兩種意識之間，謝望新們至少是平衡的。
處於第二和第三代之間的謝望新們的文學批評，在多個層麵上都體現出十分顯著的“介乎兩者之間”的特色。他們連接著看上去仿佛“斷裂”了的反差懸殊的前兩代與第三代，在某種意義上，起著一種承上啟下的中介作用；他們的文學批評呈一定交叉形態。他們這一群及其文學批評，作為一個整體，也是時代行進到某一特定階段所作的選擇，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有機的一環。
批評品格
在這一群裏，謝望新是具有突出的個人風格的一位。
每一個真正的成熟的批評家，都有其獨特的批評品格。它是批評家的血肉、靈魂以至整個生命與他的批評事業交融的結晶，是批評家獨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風骨的體現。沒有這樣的批評品格，也就沒有那種統攝一切的宏大氣魄，批評者充其量隻是一個小打小鬧的“匠人”，永遠不可能卓然挺立，蔚然成家。獨立，是首要的基本的要求。謝望新對此推崇備至，把它看作是安身立業的基石。
他說：“為了維護真理的客觀性和純潔性，為了人類的尊嚴和懲惡揚善，決不出賣人格——這就是我所奉行的人生信條。理論家大義凜然的勇氣和獨立判斷的原則堅定性，一刻也不可舍棄。在各種社會思潮、文學思潮，乃至人際思潮湧來時，不僅對主潮和非主潮的傾向性保持獨立性，對作家，也要保持獨立性。評論家不是作家的附庸，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婢。在學術問題上要不卑不亢，禮尚往來。”他又說：“堅持批評的獨立性和自由是批評家寶貴的人格和文品。”
真正獨立了，才可能公正。獨立是就自己而言的，公正是對批評對象來講的，而且是真正的獨立的必然引申。它是一種高度的責任感，一種嚴格的科學精神，一種強大的道義的力量，當然同樣是一種人格和文品。它也是謝望新批評品格的一個重要內涵。謝望新認為，文學評論工作者應該首先是公正，爾後才是熱情。他還說：“把握創作是非曲直、成敗得失的客觀立場，應該浸潤在評論家的個性和氣質之中。”事實正是如此。為了公正地捍衛作家們的獨特創造，為了正確評價種種文學現象，對一些不公正的評價、非議和責難，謝望新常拍案而起，仗義執言，高聲辯護，進行堅定的實事求是的反駁，給了人們一個鮮明的、有時是凜然不可犯的辯護士的形象。他為張一弓辯護，為張欣辯護；為“傷痕文學”辯護，為《商界》辯護；為“傳統批評派”辯護，也為中年評論家辯護。你聽：“這裏，我願充當包括劉思謙在內的中年評論家的辯護律師。我要證明……”不卑不亢，斬釘截鐵，好一個“律師”！具備了公正，批評才能產生力量。謝望新的文學批評，湧動著這種由公正帶來的力量。
謝望新於是充滿自信。自信，也是他的批評品格的一個方麵。他意識到這點，且從不諱言。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向來在思維以及將思維形成文字上充滿出奇的自信力的人”；又假借肖複興之口，說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從來是這樣決斷，毫不含糊的”。這種對自信從不諱言的態度，本身即是自信。他評論肖複興的中篇創作，別出心裁，采用“擬函”的形式。在我看來，這既是探索，又是高度自信的體現。他曾為郭光豹的詩集《少男少女》作序，在最後，這樣寫道：“為人寫‘序’這是我第三次所為了。第一次是為伊始的小說集《黑三點》作序，第二次是為孔良的電影劇本選《似水流年》作序。看來，還有擴大之嫌。我奉行的法則：順其自然。我不擔憂招致‘附驥出名’的嫌疑。”瀟灑，健朗——自信！這是一種氣質，彌滿了謝望新的評論文章的字裏行間，使他的文章鼓蕩著一種堅定不移、說一不二的剛健氣概，隱伏著“你不可改變我”的潛台詞。謝望新敢下斷語。麵對一個批評對象，他總要自信地拋出凝聚了自己思考的判斷。如對《商界》，他這樣判定：“《商界》自有其文學的淵源，但它也確實是建國四十年第一部真正反映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活動的開拓之作。……也是新時期第一部正麵反映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艱難啟動的拓荒之作。”即使在通常的論證過程中，當要下判斷或作結論時，他也是一二三四，擲地有聲，自信十足。
謝望新不僅自信，而且自省。這也很重要。自省，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自信的必要的製約，它使人們省察自己從而把握自己，不致因自信的惡性膨脹而滑向自負；在另外一種意義上，它亦是自信的深化，隻有深刻地了解自己，才可能有踏實的自信。在評論文章裏，謝望新經常樂於談自己，看來也相當了解自己，善於總結自己。他這樣描述自己：
我的內在世界，敏感，豐盈，堅強（有時果決得近於冷峻）；我的外在世界，明朗，熱摯，友善，極少有詩人那種特有的激烈和狂暴。在生活交往中，感情上偏於坦誠、通情、節製的一類人。我明顯地不喜歡把臉、把心包裹起來的人，也與過分外露的人親近不起來。
最集中體現謝望新高度的自省精神和深刻的自省能力的，是他為自己的評論集《浪潮之外的孤魂》撰寫的那篇跋——《並非期冀的，卻收獲了》。這是一篇“思想自傳”。作者對於自己的成長曆程，特別是文學批評事業的形成、發展和特征，進行了準確精到的、又饒有興味的敘說與剖析。在文學批評實踐中，這種自省的精神和能力，常把謝望新引向縱深。因為，在一定意義上，批評的深刻性正取決於批評家自省的深入程度。自省精神與自省能力，應該被視為批評家的一種重要素質。它還能使批評家在不斷認識和把握自己的過程中，有的放矢地優化自己，一步一步地超越自己。謝望新的文學批評，經常在文體、風格等方麵花樣翻新，嚐試運用多副筆墨、多種形式，這與他自省的素質實在大有關係。與自信一樣，我把自省也看作是謝望新批評品格的一個側麵。
獨立，公正，自信，自省，共同構成了謝望新獨特的批評品格。
智慧風貌
謝望新的思辨力極健。早在念高中時，他就利用當班幹部的機會，有意識地鍛煉這方麵的能力。那時，他的講話清醒、敏捷、雄辯，很受歡迎。此後他一直善辯，口才特好。在評論裏，他的辯才，從他最初寫就的那組撥亂反正的理論文章即可集中地看出來。這組文章，論證紮實、嚴謹、全麵，邏輯性強，理論表達清明、暢達；不光顯露了“辯才”，更表明了謝望新良好的理論素質。他的思辨力，作為一種理論素質，其實無所不在，隻是經常滲透在文章的整體裏，“不可句摘”——卻依然可以強烈感到。這首先表現在精細的藝術分析上。一旦麵對一位作家的創造，謝望新即憑借自己鋒利的思辨之刀刃，從思想蘊含、人物形象和藝術特色諸方麵，進行全麵、深入、細致的分析，登堂入室，洞幽燭微。他對歐陽山、張一弓、張欣、航鷹、何繼青、楊羽儀等人的創作的剖析，便是如此。在對《商界》作論辯時，則從商品經濟運動與人的複雜關係出發，各具特色又互相聯係地細致分析了張漢池、廖祖泉、曾廣榮和唐風翔、廖修儒、羅泰康兩組人物，然後精辟指出：“張漢池、廖祖泉、曾廣榮的現實行為及其導向，展示了現代商品運動初始階段的風貌，它的矛盾和生機，廖修儒、唐風翔、羅泰康的遭際，則讓我們看到了現代商品不幸的曆史命運，它在行進中的重重阻隔，以及可能出現的曲折。”由此，並結合其他方麵的分析，深刻地把握了《商界》獨特的創造。邏輯性強，從而富於邏輯的——理論的力量，也是謝望新的思辨力的一個表現。但不隻淺層地表現在三段論式的“首先”“其次”上麵，而更多地一種論證過程中內在的連接、傳遞和步步深入，一種抵擋不住的思力的流動和衝擊，體現為一種凝聚、剛勁的氣勢。總的看來，謝望新的文學批評呈現出濃厚的思辨色彩：或綿密細致，款款道來，顯示了理性的精微和清明；或雄辯滔滔，勢如破竹，張揚著理性的氣魄和力量。他多長文，依我看，正是這種綿長而強勁的善辯之“內氣”使然。
如果說，思辨力有助於論證的層層推衍，那麼，論證的總歸與提升，則要依靠概括力。謝望新的概括力也很強。他善下斷語。在放筆開去滔滔論辯的過程中，他常有收束，有停頓，在適當的時候赫然推出幾個思維的結晶或者說論辯的結果——判斷與結論，十分引人注目。《女性小說家論》可謂汪洋恣肆，但也布滿對論及的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的簡約、凝練的概括；在每一部分的最後，又在更大的範圍內和更高的層次上，高度濃縮出一個帶普遍意義的結論。這需要很強的概括力。對每一位作家獨特的個性和風格以及他們的作品的特定價值的概括把握，也是這樣。謝望新是一位“個性保護主義者”。他說過：“準確鑒別作家的創作個性是批評家極重要的一種能力。扶持和保護作家的創造精神是批評家的神聖職責。”要實現這個“神聖職責”，所需要的那種“極重要”的能力，包括概括力。把握、扶持和保護作家的創作個性，是謝望新提筆寫評論的基本動機和主要依歸。這種精神貫穿在他所有的評論文章裏。不達目的，謝望新決不罷休。對劉西鴻的關注和評論即如是。還在１９８４年，劉西鴻才剛剛在《花城》上發表了處女作《月亮，搖晃著前進》，尚未廣為人知，謝望新就在《續談“走出五嶺山脈”》裏預言：“這部中篇小說，在探討當代青年生活方麵，思想和藝術上都頗具新意。作者起點高，有才氣，有較大的潛在發展前途。”後來，劉西鴻果然引起全國注目，以至形成了“劉西鴻現象”。對此，人們在肯定的同時也夾雜著不少輕率的否定。謝望新持一種熱情的堅定的肯定態度，提出，首先要在肯定的基礎上來認識劉西鴻文學的價值。他大力闡揚和捍衛劉西鴻的強烈個性。他認為，劉西鴻開始建立了“現代廣東文明都市社會中的青年男女”這樣的人物體係，有了屬於自己的敘事風格，有自己特有的韻味、旋律與格調，已經構成一種新的文學素質，給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特別的東西，即對人生選擇的自由性，對價值取向的自由度；而且，劉西鴻的價值不僅在於她的創作本身，還代表了深圳特區文學的現象，標示了特區文學終於具備了區域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精神和品格。此後，在“＇８９廣東當代文學發展與反思座談會”上，謝望新又從“南方文學的重新確認”這個角度，再次為劉西鴻的創作論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肯定其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對作家獨特的個性與價值的概括、張揚與衛護，在謝望新，確乎堅持不懈，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