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了作家的幾條創作個性，還隻是對“已然”的總結；對謝望新來說，過程遠未完結。他還要在此基礎上對“必然”的未來作出科學的預測。概括力又發展為一種預測力。謝望新發問：“政治家、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要有高瞻遠矚的預見性。這已成為人類的一條法則。何以最具豐富想象力和嚴密邏輯思維能力的文學評論家，將‘預見性’遺失了呢？”他覺得，批評家不僅要把作家“已經顯示出來的創作個性找到，還要將他們潛在的藝術氣質找出來，指示某種探索的發展方向”。在《女性小說家論》中，謝望新逐次分析了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和《祖母綠》三個著名的中篇之後，預測她的下一篇：“是‘女強人’，又必具女性的一切特點、美質。”僅僅在創作層麵上進行概括和作出預測，謝望新還嫌不夠；他要讓概括力再掘進一層，希望從經驗形態升華出新的理論。“駐足於有血有肉的創作實體，又能作規律的概括和理論的升華”，這樣的境界，謝望新心向往之。
《廣東長篇小說創作三題——兼評〈胭脂河〉、〈天堂眾生錄〉、〈流動的霧〉》一文，分別從嶺南文學傳統、藝術格局和當代意識三個理論視角著手，評析了這三部長篇小說，然後又進一步回歸——升華到理論，頗多獨到見解。例如，關於長篇小說的藝術格局（藝術框架），謝望新認為，它由大文化意識和大曆史背景兩個基本元素構成，大文化意識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是整體的民族文化，具體包括民族性、地域地理文化和當代文學觀念三個方麵；大曆史背景則包括社會的綜合效應與曆史的真實性兩個方麵。此說很有理論創見。謝望新曾為別人寫了近十篇的序或跋。在這些序或跋中，他絕不隻是應酬式褒揚幾句，也不滿足於一般的就作家論作家或就作品論作品，而力求由此出發，聯想開來，升騰上去，捕捉和思考一些帶著普遍性的話題。他借伊始的小說集《黑三點》提出廣東文學“走出五嶺山脈”的著名論斷；由程賢章的報告文學引申出“記者型報告文學”的命題；通過孔良的電影文學劇本集《似水流年》思考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從袁炳的散文特寫集《走出家門是香港》注意到“老五屆”大學生獨特的文化構成及其對創作的影響；由節延華的小說集《海的那邊》聯想到人類文明的遺落與高揚……謝望新借題發揮，由此及彼，即使是在極易落入應酬俗套的序或跋這樣的形式中，亦一如既往地飛揚自己高強的理論概括力。
謝望新的思維是擴散式的，呈現廣闊性的特點；每每一筆蕩開，縱橫馳騁，氣象萬千，或者說，很擅長由點出發，鋪張成麵。他的文學批評於是多有開闊的視界與參照。他當然也著力挖掘作家作品本體的內涵，同時還喜歡拉開距離，置本體於一定背景之上，在本體之外，從時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角度，觀照、品評和演繹本體，確定它的多方麵的意義，經由評價文學達到評判人生，希冀不僅對文學，而且對整個社會人生都有啟示。這裏，很自然也融進了評論家本人對時代、社會、政治直至整個人生的認識。謝望新評葉之蓁的小說，在論及《我們正年輕》和《江堤，在暮靄中延伸》時，便由人類愛情的角度切入，最後又分別得出關於愛情的幾點啟迪；評航鷹的小說，則主要從倫理道德著眼。不單有這樣橫向的延展和生發，在謝望新的評論裏，還有縱向的史的審視。這是一種史的意識，也是思維廣闊性在另一種意義上的體現。謝望新習慣於把對象放到曆史的深巷中，用史的眼光，在社會思想的發展、文藝思潮的演進和作家自身的嬗變等方麵，探測它的來龍去脈，估定它所占據的特定的曆史位置，賦予它曆史的意義。既有史的線索的追尋，也有史的判斷，獲得了一種深邃的曆史感，亦顯示了一定的史識。這方麵，數《女性小說家論》表現得最充分。橫的與縱的兩方麵，實際上又是經常出現，彼此交織的；這構成一種立體的宏觀，不像第一、二代批評家那樣隻作出縱向的考察，也不像第三代那樣隻偏於橫向的擴張，而是既鋪向廣，又引入深，再次顯示了辯證的態度。開闊而外，謝望新的思維還十分敏捷。他反應敏銳，聯想迅速，在論證過程中，由此及彼，從現象到本質，機智靈動，起伏跌宕，搖曳多姿，文氣流轉自如，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文筆暢快生動，“逸筆草草”，短句與長句錯落有致，具有一種天然的躍動著生機的節奏感；——凡此種種，在我看來，無不是思維敏捷的表征。
強健的思維力、概括力及由此而來的一定程度的預測力，廣闊、敏捷的思維能力，融鑄成謝望新文學批評多彩的智慧風貌。
感性生命
在第一、二代批評家的文章裏，情感大都比較淡薄。而在謝望新，情感，是絕不亞於理性的、同樣重要的因素。在上麵提到的那篇《並非期冀的，卻收獲了》的跋中，謝望新劈頭就說：
我是情感主義者。在幼小的時候，它已顯示出了敏感、細膩、豐盈、深蘊的態勢。惟有情感，於我，是早慧的。其他秉性，都是遲慧的。
他熱情。這是他對批評對象的基本的情感態度，是他的評論中情感色彩的基調，也是一種暖意盈懷的氛圍。他坦誠、率直，於對象，於讀者，都無保留地敞開自己，盡情傾瀉自己的沉思與激情、憂鬱和感奮。往深裏看，這表明了謝望新個體感性生命的活潑與豐富。他的文學批評，不僅是智性的聰明動作，更是這樣的感性生命的深沉律動。對批評客體，他始終遵循“人文並重”的方針。知人論文，從作家自身的豐富性去探尋、印證和闡釋同樣豐富多彩的藝術世界；或者反過來，為複雜的藝術世界尋找它的最深刻的創作主體的生命依據。這是謝望新評論的基本的運思方式。
評聶鑫森的小說（《瀟湘一奇——聶鑫森小說創作散筆》），謝望新從詩中，更從現實生活中獵取這位青年作家的形象：“……夕陽與海水相接的瞬間。舉起的照相機。一個走進光圈的人影。未經梳理的蓬鬆頭發。揉折的淺色上衣。隨便係著的淡藍長褲。黑框架眼鏡。寬厚的前額。裂開的大嘴唇。漫不經心又若有所思的臉部表情。一個從社會底層浮升起來的人！一個嗜讀古書的人！一個‘夫子’！”然後進入小說家的聶鑫森：“在他興筆揮就的詩篇中，我們隻能在某個方麵找到小說家的聶鑫森的影子；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卻處處可以印證小說家聶鑫森的影像。人的兩麵性、多重性，在同一個作家身上，如此渾然一體，真是絕妙！”再以此為基點，探索聶鑫森奇異的小說世界。
在批評主體方麵，謝望新強調，文學批評“不是在用思維寫作，而是在記錄與作家心靈感應的符號”。他評方方的小說，題目就叫《方方及方方作品感應的記錄》。他向對象投入自身的整個生命，以全身心（包括靈魂、智慧、個性、氣質、涵養和學識等）去“擁抱”作家作品，通過心靈的吮吸、消解，使之與自己的感性生命涵融一片，情動於中，發而為文。這文，經過心靈的潤澤，必然帶著多姿多彩的形態、聲響和色調，有時甚至滲入直覺、頓悟等下意識的內容。最典型的，莫過《五台山車禍與蔣子龍創作心態——讀〈饑餓綜合症〉寫下的夢話》這篇。它由五台山車禍，實即人——人類的命運，與蔣子龍的創作之間的“張力”構成，內中疊滿了冥冥之中的暗示、對應——乃至報應，以及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思與夢幻；現實與夢境，意識與潛意識，客體與主體，情感與理性，文與人，人與命運……交錯糾纏，內蘊深廣。謝望新的文學批評就這樣塗滿了情感、情緒的色彩——不，簡直應該說，奔湧著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文學批評委實有種生命感。而且，在謝望新的評論裏，理性與情感相激相蕩，彼此交融。他的理性思維與形象思維齊頭並進，既有理性思維的構架與支撐，又有形象思維的擴張與狂想；既有情的驅動，也有理的提升；既有情的融會，亦有理的凝聚。於是，情得到了理的規定和導引，不再是浮泛的“流無定質”的情；理則因有了情的灌注和滋潤，也不再是呆滯的幹枯蒼白的理。在與對象的關係上，“入”而能“出”，於深刻洞徹的同時又能作高遠的超越。這樣，謝望新的文學批評，在總體風度上，挾風帶電汪洋恣肆又底氣充足內蘊豐盈，瀟灑飄逸又凝重深沉，熱烈坦率又清明冷靜。不少文章情理交融渾然一體，雲詭波譎大氣磅礴。像《方方及方方作品感應的記錄》、《五台山車禍與蔣子龍創作心態》、《我，浪潮之外的孤魂》和《落潮之後是漲潮》等篇什即是。這其實是一種審美的境界；換言之，謝望新的文學批評往往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創造，不但給人智的啟示，還給人情的濡染、美的陶冶。這樣的批評，才是圓滿意義上的、靈肉豐滿的文學批評，也才無愧於造化賦予人的全部豐富性。
謝望新的文學批評的總體風度，還應該包括其語體風格；而後者不過是前者的外化。他在撥亂反正時期寫的那組文章是正兒八經的理論語體；《嶺南作家漫評》裏的篇章也基本如此，其中的《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文質彬彬，一派學者風範，是一篇精致、雅潔的論文。後來，謝望新雖然還立足於理論語體，但顯然越來越多地吸取以散文為主的其他文體的因素。他的理要求著論文的冷靜和嚴整，他的情則呼喚著散文的熱情與飄蕩；他的文章便常常介乎論文與散文之間，其中有著豐富多變的形態和形式。他的文句，也一方麵是理智的、線性的，另一方麵是情感的、立體的，既嚴謹、準確，又多彩、蘊藉，文采風流，顧盼生輝。總的看來，謝望新的文學批評在文體上也具有較大的彈性與涵容，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正規的理論語體。這與他的文學批評的總體風度又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