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望新的理論思考多側重於小說評論，專題性理論文章寫得不多，但《要塑造形象，不要製造偶像》、《關於“幹預生活”與“寫真實”》等重要論文，飽含著反思精神。他的批評也在雄闊的特長中存在論點有時太招人眼目，在宏觀考察取勝中微觀有所減弱。傳統的大力繼承使他忽視了某些創新幅度較大的作品評價。對現代派作家的批評反思他觀照得太少。
謝望新坦誠認真地對待每一個批評對象，服膺於真理和藝術規律的探尋，表現批評主體的審美意識。
麵對以《將軍吟》榮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莫應豐一片喝彩之聲，但謝望新一針見血地指出，作品對人物心靈世界的開掘還不夠充分，對文化大革命的產生背景、根源揭示不充分。這些意見也許並不十分準確，但都是出於他對作品的喜愛，對創作規律應有認識，對作者應有發展的思考，執著坦率的諍友形象可感。謝望新對於青年女作家張欣的小說創作，給予熱情關注並給這位文壇新秀細心真切的評論，發表了頗多有實際參考價值的意見。
《歐陽山及其創作斷論》是篇頗具氣勢的批評，一些認為歐陽山的《高幹大》後半部反封建迷信篇幅過多，無助於主題的開掘，但謝望新正好相反，他說，作家恰恰是以此反封建迷信開闊了作品反“左”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鬥爭的曆史內容，使之呈現出更為複雜和廣泛的社會背景，這正是有助於主題的深化的。這不僅不是作品的缺陷而正是作品的價值所在。
謝望新的文學批評風格的形成，重要的因素在於生活的積累、批評意識的確立和表達方式的自出機杼。
批評家和作家都麵對生活，都在對生活進行著各自的評價，不同的是作家通過審美的方式，批評家通過理論的語言。他的批評力量同時來自對傳統的深厚了解，來自他的知識、閱讀經驗和感受力。他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他的獨創性的。他敢於力排眾議，認為劉思謙等人在文壇上的功不可沒，是因為他對她的批評和時代有詳盡了解，是他有數年精心的研究此派批評理論作為根底。
謝望新的批評文章，筆下常帶感情，他通過批評這個審美中介來評論生活、評論人生、評論曆史。結合著自己的批評意識尋求相應的表述方式，是謝望新的文學批評獲得獨特風格的另一個因素。他的批評一般不在外在的奇巧上下功夫，而著意於內蘊的營造和價值的挖掘，注意把自己對於作品的理解化為形象而凝煉的理論概括，加以細致、縝密的作品分析，靠一種理性的“宏”和感性的“約”相融會打動人啟迪人。他深諳批評文章內緊外鬆的訣竅，因此怎麼輕鬆怎麼寫，散文化的氣息相當濃鬱。前期的文章論辯的口氣極濃，眼界開闊，汪洋恣肆，後期的文章跡近散文，麗句清詞，意深情長。曾經從事報告文學的創作，使他十分注重批評語言的錘煉。[3]文學評論·走出五嶺山脈走出五嶺山脈玫樺初識謝望新是1982年的夏天，在上海的一家賓館，他那敏捷的思維、特殊的熱情和活力，精悍又秀氣的身材都讓我不猶疑地以為他是“正宗”廣東人。後來才知，廣東不過是“客籍”，尋起“根”來，卻是“紅色根據地”興國縣城的種子。謝望新生於江西，長於江西，母親是那一時代不幸的浪漫而叛逆的女性，為了愛情（抑或是為了生活）棄子而去，謝望新便在外祖母的慈愛下長大，以後又跟隨在勞改部門工作的耿直而倒運的叔父生活。中學時代曾與好友一起立誌畢業後下鄉走“李準道路”，結果並非期待的考場決勝則使這棵“蒲公英”的種子飄到了我國南方著名的高等學府——中山大學，從此便在南國紮下根來，從學校到社會，當記者、當編輯……一晃二十多個春秋轉眼已逝，人生的體驗亦在這周轉中融化、沉積——也許正是這樣一種身世和經曆，造成了謝望新獨特的文學評論的個性：血液中敏感多情的基因因了南國嫵媚風情的熏染而愈益熾烈情熱；學府理性的弘揚和開放的思想風氣則使從小自“革命家庭”中養就的現實感、使命感更為開闊而敏銳。
在新時期多彩的文壇上，謝望新也許不是最富成就的一個，卻無疑是熱情活躍的一個。他的鮮明的個性似乎首先亦在於他的熱情：那種全身心投入的主觀激情。謝望新是十分強調作家的生活熱情和感受能力的。他以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對曆史生活的整個進程、生活的每一階段和環節上的變動，乃至整個社會的心理狀態和需要，都應當始終保持“敏銳的感覺和高昂的激情”。這不僅主要作為評論者的謝望新對作家的要求，同時也是他自己的心理特征和心態。對於我國新時期的社會生活，無論是巨大的結構變化，還是細微的感情演變，謝望新都有十分敏銳的感受。而由於思維審美傾向的牽引或製約，則使他的“評論意識”表現得尤其敏銳和高昂。他那樣廣泛地關注著諸多的藝術問題：從文壇的大趨勢到不同地區、地域作家各自的創作特色和發展軌跡，從作品的思想突破到藝術創新，乃至各種文學樣式的異同和發展等等，無不在他思維的版圖中留下了軌跡。幾年來，在繁忙的編輯和社會工作之餘（曾任《花城》編輯部副主任、副主編和中國小說學會副秘書長），他仍奮筆寫下了九十萬字之餘的評論文字。如果沒有對新時期文學的真正熱情和摯愛以及深入的思考，顯然是不可能的。
在恢宏而複雜的新時期文學中，謝望新是主張“文學的當代性”的。在有關“來世文學”和“現世文學”的討論中，他曾深情而堅定地寫下過如下一段話：“為文學的當代性作出貢獻的作家，曆史會記住他們的名字。”這不是全新的發現，先輩的大師們早就以自己的藝術實踐昭示了這一真理。然而，當人們由於對文學淪為政治婢女的曆史記憶猶深而不免本能地“心有餘悸”，甚或隨著時代的發展卻對現實的尖銳有意無意地退避的時候，重新舉起這麵旗幟便仍然需要真正的藝術膽識——正是包括謝望新在內的眾多評論家的這種膽識，使新時期文學中以“傷痕文學”為發端的現實主義文學獲得了有力的支持。回顧往日，當“傷痕文學”像一朵被寒冷的嚴冬凍傷了枝葉的小花，最早顫顫地開在乍暖還寒的新時期文學園地時，人們曾經感動又困惑，而在這場褒貶不一的論爭中（這種論爭時隱時現地貫穿了新時期文學的相當一個時期），謝望新卻是屬於為之呐喊、為之正名的那一群的。不過，相比之下，謝望新是更讚賞而後興起的“反思文學”的，因為總結幾十年來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方麵的曆史經驗，比起單純地回首以往的傷痛來，是更有助於向社會和人生的新旅程進行開拓的——這就接通了謝望新對於“文學的當代性”的最直接、正麵的理解。謝望新是推崇那些迅疾地將目光由曆史轉向現實、向人們傳達不斷向前的新生活信息的作家的，但他的認識決不膚淺，也不輕飄。在這裏，反映新的生活並沒有被理解為對現行政策的盲目、廉價的歌頌，或當代生活聲、光、色、味的浮麵表現，而是對曆史進程“合規律”的揭示，因而，他特別讚賞蔣子龍、張一弓等對變革中的矛盾作出敏捷反應和深刻揭示的作家，讚賞他們的作品藝術地再現了當代人民的命運，表達了人民在曆史轉折時期的進步要求和心理願望，認為從作家提供的生活畫麵中，可以“聆聽到曆史的回聲”，“感受到新的生活節奏”，表現出對與時代發展取同一步調的“硬性文學”的由衷推崇。同時，我們看到，謝望新的思考始終也沒有脫離藝術的範圍，沒有放棄“文學”的標準，因而，一方麵，他熱情地讚賞這類作家感應生活的“銳敏性”和“深刻性”，一方麵又嚴肅地指出這類作品有時“政治、政策的光環過於強烈”和藝術上有失粗疏、浮露的缺陷。如對《流淚的紅蠟燭》藝術失誤的批評：“作家意欲以特異性的事件和戲劇性的情節，來突出物質富庶與精神貧困之間的矛盾，結果把帶濃重封建色彩的現代化了的蒙昧行為，誇飾到了不恰當的程度，高尚的悲劇卻產生了鬧劇的效果，悲劇美被侵蝕了”。這樣的評價既從美學分析入手，又切中肯綮，令人感受到評論者對於文學“當代性”的強調並沒有偏廢一方，而始終注目著文學本身的特性，這就有可能使評論者在生活和文學的發展中進一步深化自己的思考。
謝望新對於“當代性”的理解並不狹窄，他推崇直接抒寫尖銳現實矛盾的作家，同時也關注描寫“小巷風波”的作品，默契於“為普通人作傳”，因為他相信，要認識一個民族，除了要了解在現實衝突中站在前頭的英雄、偉人，還必須知道最廣大的普通人民是“怎樣生活、勞動、思考和追求的”，這一認識拓寬了謝望新筆下“當代性”的含義，進一步顯示了謝望新開放的思路的，是他對於今天能否繼續抒寫已經過去了的那段曆史的理解，雖然他認為，與今天那些直接反映新時期變革生活的作品相比，“傷痕文學”已經不是“充分意義的當代性作品”，但同時又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其特殊性，新與舊、曆史與現實是那麼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是人們的心理上，還深深地烙刻著悲劇時代的印記，因而這類題材的作品可以預料今後還會、也可以再出現；何況，“占了我們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幾近三分之一”曆程的這段曆史，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一部反映這場悲劇的“史詩式”的恢宏之作，但“抒寫曆史是為了現在和未來”，在立意上要有“新的開掘”。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合理和有眼力的見解，確實，對於那場浩劫，值得我們幾代人反思！一如蘇聯那場創痛了全民族的衛國戰爭，催動了幾代作家的“情思”——但我們卻仍然感到似乎還欠缺了些什麼：因為謝望新還隻是把“當代性”的尺度放寬到了與今天有密切聯係的昨天，還隻是一般地提到了“新意”，主要地還囿於“寫什麼”的問題，而實際上，文學的“當代性”雖也關涉到題材，其要旨卻不在題材，而在於合乎時代要求的當代思想意識與審美方式對於廣闊的現實生活的照射和把握，是整個文學事業與現實生活的並駕齊驅，文學觀念與社會進步意識的深刻默契，以及審美格調的與時俱進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