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謝望新對於這一問題的理解是要更深透一些的，這從他的一些具體評論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1983年，在“小說創作從哪裏突破”的討論中，他認為，“首先應從反映現實生活的題材突破”；時隔一年，當類似的問題——“廣東文學創作的‘突破口’在哪裏”的問題再次擺在他的麵前時，他則認為關於“突破口”的尋找“不宜絕對化”，每個作家主客觀條件——生活積累、氣質、個性、稟賦、素養、經曆不一樣，不可能、也不需要他們去共同追尋一個什麼“突破口”，要求所有的作家都擁擠在“一條道上”，“是走不通的”，表現了他對文學特性和作家勞動個性特征的進一步理解與尊重，同時也顯示了他理論思考的成熟程度。
是的，作為一個評論工作者，僅僅感應時代是不夠的，還應當感應作家，感應他們獨特的個性氣質和心靈活動的方式。心靈的事業如果隻憑外部的認識去把握，是難免隔膜和誤解的。謝望新曾深切地感歎：在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比互不理解和相通更可悲的呢？還有什麼比原以為理解和相通、實質並不真正理解的悲哀還要悲哀呢？評論者與作者之間尤其如此，共同從事的提高人的心靈的事業決定了他們之間應當比普通的交往更多精神的相通和心理的默契。一個夠格的評論工作者應當是既通世事人情，又通作家、作品文心的；而在當代作家中，也許再也沒有比從艱難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更需要得到人們的理解了。他們的種種探索和嚐試，乃至無形的情緒躁動，無不是在頻頻地傳遞著這一信息，表達著這種願望。謝望新是接收到這一信息的，他關注最多的便是青年作家的狀況，他的一些充滿激情而堅實有力的作家論大都也是為他們寫的；即便當眼光放寬到更為廣闊的整個文壇時，謝望新也從不忽視這年輕而生氣勃勃的一群，相信“這裏將長出參天大樹”。這種熱情和期待不僅表現為對已經引起全國反響、並逐漸走向成熟的青年作家的肯定讚賞，而且也表現在對不那麼引人注目、但正默默追求著、探索著的青年作家（如不少在魯迅文學院中學習的青年作家）的關注和理解中。早在“探索”還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一眼看出了這一代青年作家身上顯露出來的不同於“第一代老作家、第二代中年作家”“乃至不全然同於他們自己上一個時期創作的新的思想質素和藝術質素”，認為這“預示了第三代青年作家創作上的某種發展信息和動向”。如果說這在當時還隻是一種敏銳的預示，那麼今天則已經得到了證實。謝望新說他們描寫生活越來越注意“與社會各種結構層次、各種觀念變化的更新聯係起來”，“單一的命題性的主旨越來越淡化”，與之相適應，“藝術上也進行著突破性的追求”，這些正是今天文壇某類青年作家共同的審美傾向。
令人可驚的是，謝望新似乎不僅理解他們的追求，而且還理解他們的偏執（而所謂理解，也就是一定程度的認可、原諒）。他看出他們“是執著追求的一代，又是執拗得近乎偏執的一代”，但又以為“偏執不好，也不見得全壞”，這裏，不僅是一個不片麵的評論者應有的寬容或進入不惑之境後回首以往年輕時候的會心，更是一種超越個人感情體驗的理性的閃光。這寬容、這會心之所以熔鑄了理智的光澤，就在於他首先看出了和他們的偏執聯係在一起的是坦誠、直率，不拘格局的獨立個性。這些青年人已經越來越少“矯飾、虛假、虛偽等市儈習氣”，“這也是時代的造化”和“社會的進步”，而對於一個文學青年來說，坦誠的個性和心靈中一顆“勇敢的種子”，永遠是成為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必備條件和心理素質；其次，謝望新作為一個評論者並不是“聽命於個別人”，“代表自己個人去進行判斷”，而是“聽命於理性，代表全人類的理想”去評判（別林斯基語），他清醒地看到“偏執”中所包含著的合理因素：“由這種偏執而可能帶來的開創、開拓精神，會催化一個新的藝術生命的誕生”，因而，偏執“較之平庸無奇”，是要“更好些”的，可見，謝望新的見解不僅來自“過來人”的寬容精神，更是來自對藝術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
簡而言之，謝望新對於正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是充滿了理解和期待的。因為理解，所以他肯定，他讚賞，他寬容，但是，肯定、讚賞和寬容並不等於無原則的遷就，也不妨礙他對他們創作的成敗作全麵的考察。相反，因為寬容和理解，所以他對他們在探索中表現出來的缺陷也決不回避，有時，批評還是十分尖銳的。羅曼·羅蘭說，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而批評——尖銳而中肯的批評應當也是一種理解（並且還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理解），在當今文壇批評難於有力開展的風氣下，這尤其難能可貴。如前所述，謝望新是十分理解並讚賞青年作家對於獨特個性的追求的，在對於諸多青年作家的具體評論中，我們也不難看到，他總是那樣細致地辨析著他們各具個性特色的美學特質，並理出它們的發展軌跡，熱情地讚賞那種完全屬於個人的獨特創造，以為一個作家隻有具備了鮮明的個性才會有存在的可能。同時，他又提醒說“並非一切個性化的獨特性的東西就一定是深刻的、充分典型的”，嚴肅地指出一些青年作家有脫離時代大背景和典型環境的描寫而單純地追求個性化之嫌，從而造成了思想內容和形象塑造的欠缺。由於批評是結合著具體創作的，言之有據，分析入理，因此即便是被批評者也能夠心悅誠服。再如，對於廣東創作界的思考，則更切中要害。謝望新認為，那種“寫純個人的悲哀和快樂、憂鬱和熱望，對外部世界持一種可怕的冷漠態度，一味沉浸在個人感情的深井之中”的傾向，在廣東中青年作家中已經沒有代表性，更不存在以激化的形式出現的傾向，較為普遍的情況倒是：“簡單複製某些具體的生活感受和內心感受，透視的角度窄小，思想的光照黯淡”，藝術表現上“缺乏創造性和審美情趣”，“思力和才力”均表現出貧弱。這樣的認識，並不故作驚人之言，但中肯而切合實際，因而也更尖銳——推而廣之，這不也是當前文壇上（並不限於廣東）為數不少的一部分青年作家共有的“通病”嗎？可貴的是，謝望新的批評並未止於揭露問題這一步上，而是本著評論者敢於直言的精神，認真地尋找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指出了作家們感應生活、理解生活視野不寬、開掘不深和藝術想象力不豐富的弱點，而“思想上的淺薄和藝術上的才氣不夠，在很大程度上又與理論素養、知識麵積不深厚、不開闊有密切關係”，這可謂搔到了一些青年作家的“痛處”和“癢處”。據知，謝望新的這些意見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不滿。也許，謝望新的批評言辭太過尖銳？但卻是坦率而誠懇的。文學的事業是評論家和作家共同努力、互相砥礪的事業，理解應當是雙方的，評論者應當成為作家的密友、諍友，而不是甜得發膩的“蜜友”。
如同謝望新以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才思，廣泛、敏銳地關注青年作家、關注文學的發展而在文壇上留下了異常活躍的身影一樣，他的文學評論在藝術上的追求也令人注目。謝望新是強調文學工作者的獨特個性的，對於自己的文學評論，當然更是這樣要求。一開始，他就追求獨特的評論風格和講求評論文章的藝術感染力。他的評論雖然一般大都思路清晰，理性成分很重，但同時也總是寫得情意濃厚、文思優美，如他以“文學的三重奏”為題來概括、描述文壇上老、中、青三代作家的特色與相互影響，從立意到題目都很是新穎別致和具有美感。起先，這仿佛還隻是他個性氣質和藝術直覺的自然流露，如同他自己所說：“我有一顆敏感的心，人世間哪怕一片流雲，一個亮點，一汪清泉，都會在這裏牽起風暴，擁起金輪，激起波瀾”，這一個性特點不僅使他對作家作品往往有敏銳、細膩而深刻的感受，而且也使他的評論顯得激情流淌，他總是把自己對於作家作品的感受抒寫得淋漓盡致，從不隱晦自己，令人有清新、親切、文思噴湧的感覺。而當他在對一些具有獨特個性的青年作家的評論中，一次又一次地改變自己的視點，一篇又一篇地顯露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麵貌時，我們則明顯地感受到了他那強烈的追求意識。也許是為作家創作的創新精神所觸動，也許是在評論實踐中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有評論“套數”的不夠、不足，他是那樣急迫地期望打破陳舊的批評模式和改變自己以往還是比較一般的評論格式，到後來幾乎每寫一篇就換一個角度，變一種寫法，令人目不暇接。其實，謝望新還是謝望新，他依舊感受敏銳，情意深厚，但是，用來表現自己的方式卻愈益靈活多樣了。有時，他以第一人稱抒發、有時則用第二人稱寫作，有時是散文，有時又借用小說的細節描繪，電影的特寫、定格等手法，這裏，三段式的長篇大論不見了，而代之以機敏、活潑、優美、雋永和靈活多變的特征。誠然，謝望新的探索還剛剛開始，他的種種嚐試也不盡完滿，但是，那種既不願因襲舊製，也不願重複自己的追求精神，無疑是十分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