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影響把關人的因素——宏觀把關
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總是在“自由”、“控製”兩種力量的消長與製衡過程中進行。對新聞傳播的控製，除了內部把關行為外，在其外部還存在著一些影響因素，對其進行把關和控製。大眾傳播媒介作為整個社會結構、社會係統的組成部分，必然受到社會係統其他各個方麵的影響和製約。每一個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考慮對信息傳播進行“把關”，傳播者也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在這些因素的影響和控製下進行著傳播活動。我們把這些媒介組織以外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受眾以及傳播技術對媒介傳播活動的影響稱作媒介信息的宏觀把關。
一、政治因素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新聞媒體就一直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更加強調新聞媒體正確的輿論引導功能，在新聞報道中存在許多禁區。正如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有篇文章《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寫到的，新聞從業者戴著重重的枷鎖，“有消息不能報道，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事業的管理體製雖發生了積極的改變，但是，“維護國家利益”、“維護國家安全”仍然是我國媒體事業發展中必須遵守的重要準則。當然，對新聞媒體的管製，不僅我國如此，即使號稱世界上新聞媒體事業最發達、最自由的美國也不例外。美國的新聞媒體一直有三大禁區：一是有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內容；二是淫穢文字或圖像；三是虛假廣告。第一條在“9·11”事件發生後的新聞實踐（新聞報道）中被特別強調。媒介傳播並非完全“自由活動”，它的腳上一直戴著“政治”的枷鎖在跳舞，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新聞是政治的一種延伸。
政治因素在媒介傳播過程中的影響作用概括來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麵：
（一）建立公營媒介體係
所有製形式是所有製主體對客體的擁有方式和外在表現，既是資源產權關係的反映，也是資源配置的基礎。在社會主義國家，大眾傳播媒介的所有製形式基本都采用公有製形式；而西方國家的傳媒所有製形式中也存在公營媒介。具體情況如下表7-2。
表7-2 西方主要國家廣播電視事業所有製概況表
國家所有製形式公營機構私營商業機構特許證管理機構英國BBC（英國廣播公司）ITV（獨立台）ITC（獨立電視委員會）日本NHK（日本廣播協會）富士、讀賣、朝日等郵政省法國法國二台、三台、文化教育台TF1、M6、CanalPlus等CSA（視聽媒介最高評議會）德國ARD（德廣聯）、ZDF
（電視二台）RTL、SAT1、Pro7、RTL2等聯邦郵電部美國VOA（美國之音）ABC、CBS、NBC、CNN、FOX等FCC（聯邦通信委員會）
從法律地位上講，公營電台與諸多國家機構一樣，屬於公法機構，是非盈利性的服務機構，不必交納稅收，常規職員具有公務員地位，可以征收法定的費用，其設置與運行受到立法和國家的特別保護，原則上講不能破產。
公營媒介屬於國家所有，為國家政治服務的功能性比較明顯和突出，國家往往對它進行業務指導，引導和影響它的報道方向。舉世公認的傑出外交家周恩來對新華社的國際新聞報道就曾親自進行指導，從公開到內參，指示非常具體。他還親筆審閱和修改了新華社大量的國際新聞稿件，從新聞的方向、內容到遣詞造句，乃至標點符號，都是字斟句酌。如：1971年11月21日，當時的印度政府在前蘇聯政府的支持下，悍然發動了一場分裂主權國家巴基斯坦的侵略戰爭。當時，在新華社總編室的直接領導下，由對外部、參編部、國際部及東方組的有關領導和編輯組成立了一個強大陣容的報道組。由於報道的主題思想不明確，導致最初的報道不僅數量少，而且一個勁地宣傳巴基斯坦軍民如何英勇抵抗印度侵略者。後來，周恩來對新華社關於這場侵略戰爭宣傳報道提出了批評：一是數量少；二是報道思想不明確。周總理說，巴基斯坦同印度相比，無論從軍事力量上，還是從經濟實力上，都無法同印度抗衡，而我們在報道中卻一個勁地宣傳巴基斯坦軍民如何抗擊入侵印軍，這不符合實際。周總理明確批示，新華社要把報道的著眼點放在揭露蘇聯政府如何支持、縱容印政府發動侵巴戰爭的擴張野心上。得到指示後，新華社的公開報道不僅數量明顯增加，而且報道方向更加明確。
（二）建立媒介製度
媒介製度建設是國家進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依據。從目前來看，各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行政管理製度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1.登記、執照製。政府通過法律、法規條文規定，隻有經過政府準許或批準、登記並領取執照的組織或個人才能興辦大眾傳播業。
2.刊前檢查製。政府要求政治性媒介或所有媒介組織在出版、刊播之前，將有關內容送給大眾傳播的主管部門進行審查。
3.征稅製。政府對報刊、書籍、廣播、電視、電影等傳播媒介實行征稅的管製辦法。
4.津貼製。對於擁護、支持政府的媒介組織與有關的大眾傳播從業人員，政府以公開讚助或秘密賄賂的方式來施加影響，從而間接地控製社會輿論。
5.懲辦製。凡出版物屬於違禁，出版人、發行人則以傳播淫穢物或毀謗罪、煽動罪或叛國罪，處以罰款、監禁乃至死刑。對違反政府等權力組織意圖的傳播者征收高額保證金或堵塞信息渠道，等等。
為了加強對新聞媒體的規範化管理，許多國家還出台了相關商業法規、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經濟法規。
新聞發言人製度、新聞檢查製度和審讀製度是國家重要的媒介製度構成。新聞發言人是政務信息的發布者，執行的是政府意誌，代表的是政府利益，它是政府控製新聞傳播的手段，是政府與新聞界並通過新聞界與公眾進行溝通的橋梁，目前在很多國家都得到推廣使用。截至2008年2月28日，我國有7個中共中央機關、74個國務院部門、31個省區市建立了新聞發言人製度，共設160餘名發言人。新聞檢查製度是指國家對報紙雜誌、影視、廣播電台等新聞傳播媒介進行檢查的製度，它有固定的程序、方式、範圍和標準。比如：在1927—1949年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期間，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新聞檢查製度。審讀會是各級政府媒體管理部門組織資深的新聞工作者和專家學者，運用科學的方法，從報道原則、內容導向、編校質量和出版規範等方麵對媒體出版物進行閱讀，並提出分析和評價意見，供政府媒體管理部門決策參與的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媒體行政管理製度。
（三）統一意識形態
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中，“報刊（包括一切媒體）是意識形態機構、新聞是社會意識”這個最重要、最經典性的論點，構成整個學說的基礎。馬克思說：“使報刊變成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強大杠杆的，正是報刊可使物質鬥爭變成思想鬥爭，使血肉鬥爭變成精神鬥爭，使需求、欲望和經驗的鬥爭變成理論、理性和形式的鬥爭。”“自由報刊是人民用來觀察自己的一麵精神的鏡子。”毛澤東在談到新聞出版工作時指出：“比如報紙，這是屬於意識形態範圍的。”媒體是一種精神容器，與其說它們傳播社會現象，不如說它借助反映生活傳播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機構，媒介是經濟製度和經濟關係的產物，依賴於經濟製度，依附於政治製度和某種政治理念，大量傳播內容都帶有政治烙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報紙想放棄政治是不可能的，就算主張放棄政治，也是在從事政治，問題在於從事的是什麼樣的政治和怎樣從事政治。不問政治的媒體幾乎是沒有的，政治都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
因此，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主流新聞媒體，無不接受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如“美國之音”絕對不會講共產主義好、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大眾謀福利一樣，它根本的宗旨在於傳播西方的價值觀。黨同伐異的事情，絕不隻是出現在屢受西方媒介批判的非西方價值觀媒體上，2008年，西方主流媒體對奧運會火炬傳遞期間發生的一些事件、對中國西藏自治區發生的3·14暴亂事件和2009年新疆7·15事件的報導，可以見到西方媒體的傲慢與偏見。這些傲慢與偏見，就是在西方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對中國的攻擊和討伐。
為了統一記者、新聞媒介的意識形態，國家采取的手段可謂層出不窮，主要是：（1）在全社會通過宣傳、教育普及主流意識形態，讓普通群眾，包括新聞從業人員在不知不覺中自動接受主流意識形態，並表現在一種集體無意識上，產生非此即彼的心理；（2）在新聞專業教育中，集中突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強迫式接受；（3）通過強製性的新聞審查，統一新聞媒體、新聞從業人員的工作方向，讓他們知道哪些該報，哪些不該報，在報道中應該采用怎樣的報道口徑等。例如，1948年12月，在重慶市國民黨黨部新聞官員舉行的招待會上，新聞官員就下發了所謂的“新聞自由十三條”，給新聞界出了16個題目，規範了當時的報道；（4）通過對符合社會主流意識的媒體、媒體從業人員給予經濟上、精神上的表彰獎勵，對發表異端言論、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給予排擠、打擊、掐斷經濟來源等手段，形成一種助主幹、刪偏枝的新聞媒體生存環境，從而達到意識形態上的統一。
（四）實施特務製度
以特務手段作為輿論管理的程序之一，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表現特別突出。國民黨政權繼承傳統專製政治文化，吸納法西斯主義政治文化，因此特別推崇暴力統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對於文化界和輿論界的特務製度主要包括四個方麵的內容：搗毀報館、書店、出版社，控製、分化、瓦解新聞工作者，用非法手段迫使報刊等媒體就範，血腥鎮壓新聞工作者。其中，搗毀報館、書店、出版社，是他們最常見的特務手段，從1946年2月至7月，國統區就先後發生特務搗毀報館及戲院事件17起，共有21家報館、報紙銷售處和兩家戲院被搗毀。而血腥鎮壓的性質最為惡劣。1933年1月，鎮江《江聲日報》編輯劉煜生因其負責的副刊發表的4篇小說中，有類似“地上泛起紅潮，添上一片紅”、“鐵的紀律”等詞句，就被指責其有“激動階級鬥爭之嫌疑”。劉被非法監禁5個月後，竟被江蘇省主席顧祝同下令處決。1948年，全國有26名記者被捕、6名記者被綁架或失蹤。1949年，上海《文萃叢刊》的陳子燾、駱何民、吳承烈、《新華日報》的何天泉、胡南、《新民報》重慶版記者胡作霖、編輯陳丹墀、胡其芳、校對張朗生、《貴陽力報》總編輯顧希均、上海《學生報》嚴庚先後慘遭殺害。
特務製度除在國民政府時期存在外，在其他時期也有表現。例如，在晚清光緒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巡警部專折奏參兩份報紙，一份叫《中華報》，一份叫《京話日報》——這兩份報是同一批人辦的，罪名是“妄論朝政，捏造謠言，附合匪黨，肆為論說”，請將主筆杭辛齋、彭翼仲“遞籍禁錮”，十二日，京師警察廳即逮捕二人。當今社會，這一製度也在一定範圍存在。據《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理查德·波最新推出的新書披露，在克林頓當政期間，希拉裏曾操縱一支秘密警察部隊，專門迫害那些挖克林頓醜聞“太積極”的記者。波說，在克林頓執政時期，那些挖掘總統醜聞“太深入”的記者麵臨很大風險：被毆打、搶劫、竊聽、誣蔑、查稅、嫁禍、解雇、列入黑名單，還可能被牽扯進一些由白宮掌控的訴訟案中。
二、經濟因素
在西方國家，傳播的經濟控製主要表現在資本控製。一些經濟實力雄厚的資本集團，認準了從事大眾傳播媒介所能帶來的巨大利潤，以資本為杠杆操縱和控製著大眾傳播。在美國，福特、通用汽車、通用電器、可口可樂等互相控股係統的公司代表通常成為印刷與廣播新聞機構的董事會；最大三家網絡的股東主要來自大通銀行、摩根家族和花旗銀行。換言之，西方國家的主流媒體基本被資本所控製，少數資本集團有決定傳播什麼內容的權力，人們接受到的信息實際上是經過資本過濾後的一部分信息或信息的某一麵，與事實真相可能相去甚遠。正如媒介大亨魯伯特·默多克所說：“政策由我來定，編輯可以提出建議，但最後還是我說了算。”美國的媒體集團把追求巨額的利潤遠遠地放在追求對社會的貢獻之上，他們竭力避免與他們商業利益發生衝突的新聞報道。譬如，NBC（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擁有者通用電器公司是美國最大的軍需承包商之一，在海灣戰爭中負責設計、製造、提供組件及維修美國動用的所有重要武器係統，包括愛國者導彈、B-52轟炸機、航行監控衛星等。這就難怪NBC會在海灣戰爭期間的新聞報道中讚美美國武器如何先進、如何減少人員傷亡了。
在我國，黨的十四大以來，新聞界逐漸意識到：新聞事業不僅僅是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和道義力量，也是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新聞事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媒介產業屬性在我國得到重新認定的重要標誌就是“事業性質，企業管理”模式的確立，從此，“經營活動在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生存與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媒介越來越多的以‘企業行為’介入‘媒介市場’”。目前來看，我國大眾傳播媒介基本形成了以廣告經營為主的多種經營方式並存的格局，大眾傳播媒介的市場意識越來越濃。有些網站上光明正大的明碼標價，刪除一條在網站上的負麵信息，開價1500元，發一條正麵信息500元，包月3000元。在近期鬧得轟轟烈烈的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與百度簽定300萬廣告投放協議以享受負麵新聞刪除，拿到新聞話語權”。
據世界銀行報告顯示，我國基尼係數越過0.4警戒線，“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是10.7倍……為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個別把關人在自己高貢獻、低收入與資本暴利奢侈的強烈反差對比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觀點悄然出現。於是，話語權向金錢傾斜，金錢令部分把關人高舉媒體權力，操控公民新聞，左右輿論趨勢。據《中華新聞報》2000年3月31日報道，該年年初，上海的波力食品有限公司在與記者協商，交了8萬元的廣告費，每年交納30萬元的“理事單位”名號費用後，將一篇批評稿改成典型報道，成了一篇廣告新聞。報紙在4版以整版篇幅刊出記者撰寫的題為《質量，“波力”的永恒主題》的長篇通訊。
廣告商對大眾傳播的影響是經濟控製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廣告是一般大眾媒介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有些甚至是唯一的收入來源。例如，美國的《紐約時報》通常每天印刷80個版麵，成本達到每份1.5美元，但其零售價隻有0.25美元，它的發展與生存離不開廣告的支撐。廣告業務的恢複與發展是我國傳媒第二次產業化啟動的顯著標誌。1978年，中國電視節目上出現第一個廣告：卡西歐電子表廣告。自第一條商業廣告刊出之後，從中央媒體到地方媒體即刻門戶洞開，商品廣告從此長驅直入百姓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廣告市場快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廣告業收入總額由1981年的1.18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1573億元，增加1000多倍，年均增長速度在40%以上，遠遠高出同期GDP增長水平。廣告既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橋梁，也是保證新聞媒介正常運行的血液。廣告是絕大多數媒體賴以生存的財富來源，媒體往往不敢輕易得罪前來登廣告的廣告商。對於自發來登廣告的企業、個人，許多媒體來者不拒，並且往往對廣告內容的真實性也不進行調查，包治百病的醫藥廣告、一吃就聰明的保健品廣告、睡覺減肥的塑身廣告、一抹就白的美容廣告隨處可見。一些媒體刊登所謂快速致富的信息，結果那些被廣告說動的人按廣告上的說明投入了培訓成本，培訓公司卻卷錢而逃，落個被騙的結局。媒體為了商業目的，對廣告的品質關注更少，各種征婚廣告、色情電話廣告經常充斥其中，甚至一些黨刊都不例外。媒體對廣告商的依賴與討好，導致一些並不重要但又有利於廣告商的信息被有意地放大，一些虛假廣告、不良廣告時有出現。“廣告使新聞扭曲，因為它使出版物與其說對它的讀者負責還不如說對廣告客戶負責。有廣告讚助的媒體可以降低媒體的價格，然後又可以擴大低收入讀者的市場。大量的廣告收入增加了競爭、生產和改進自身的能力。”由此可見，我們的新聞媒體自己落入了廣告商的籠子，媒體投資者為他們設置的籠子，廣告商的好惡直接影響了媒介的傳播內容。在一次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我國國家計生委聯合舉辦的艾滋病與媒體研討會上，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曾經問到為什麼中國的媒體不敢報道艾滋病問題。國家計生委的官員表態：從中國政府來說，我們鼓勵大家積極報道預防艾滋病。但是，當時在座的北京一家報紙的總編輯回答說：“我們不能經常報道艾滋病。為什麼？如果我報道了，我的廣告商會不高興，我的廣告商不希望他那一張漂亮的房地產廣告或者汽車廣告旁邊，擺在一個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旁邊，影響廣告的傳播效果。”
廣告商永遠不會讚助那些批評和指責他們的媒體或節目。為了與廣告主建立良好的關係，穩住媒體的收入來源，媒介的廣告部門會列出一個重點行業和重點客戶的廣告保護客戶名單報呈編委會和社/台長等部門及其領導，並禁止自己媒體曝光這些廣告客戶的負麵新聞和批評報道。媒體有時候還會給予廣告主指定的版麵做廣告，甚至壓縮新聞版麵為其服務；采編部門的媒體策劃和廣告部門的廣告策劃互動合作，以新聞報道形式製造公共敘事，不少媒體都已經開通了專門的購物頻道或欄目。編輯圍著廣告轉，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廣告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媒體運作的指揮棒。為了拉到更多廣告，許多報社、廣播電台、電視台內部製定了一係列獎懲文件，鼓勵記者、編輯拉廣告，並按照其完成廣告額，給予回扣。在這樣的利益驅動下，編輯、記者千方百計地為廣告商服務。
三、文化因素
文化對傳媒的生存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離開文化，傳媒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源泉。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實踐中創造出以語言為代表的符號體係，成為我們認識世界、把握環境，從中汲取價值和意義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成為我們行動和思維的基本框架。在日常交流活動中，不僅需要借助語言符號，非語言符號也是必不可少的。非語言符號體係是人類社會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累而繼承下來，具有一定規範性，它幫助我們解讀人的動作、表情等。文化符號體係的內容和意義是社會約定俗成，具有共同性和統一性，對社會成員的行為具有約束作用，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傳播活動，傳播活動都是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進行。目前，雖然在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交流的助推作用下，各文化之間的交流性、相融性趨勢加強，但是文化傳統所形成的規範在大眾傳播領域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