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留法勤工儉學者，旅法華人共產主義小組發起者之一。
一九二○年春，共產國際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後又由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的陳獨秀。一九二○年八月間，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隻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成立黨的事。當時北京的黨員，就是李大釗和我兩個人。本來想發展劉清揚，大釗和我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同她談話，但她當時不願意。後來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的第三個黨員。
那時（我們）相當幼稚，發起建黨是第三國際推動的，但黨的名稱，陳獨秀於一九二○年八月間還來信商議，是叫共產黨，還是叫社會黨？沒有定。後來，威金斯基說，還是叫共產黨，我們同意了。
我是一九二○年十二月到法國去的，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薦聘為裏昂大學中國學院的教授，去教邏輯的。那時，我是北京大學的講師。同船去法國的還有蔡元培、湯爾和、陳大齊、劉清揚、鄭毓秀等。到法國後，和國內保持通信聯係。
我和周總理認識，是在一九二○年八月的陶然亭聚會上，總理等代表覺悟社，我和李大釗代表的是少年中國學會。周總理也是一九二○年底到法國去的。
接著，由上海又去了兩個黨員：趙世炎、陳公培。他們兩人是在上海入黨的，都是陳獨秀介紹去的。這樣，我們五個人成立一個小組（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小組一直是這五個人。後來（一九二三年以後）小組的事，就由周總理他們管了，我在一九二三年冬回國。李維漢當時是少年共產團(CY)，他是一九二一年底回北京入黨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產團(CY)，後來在北京入黨的。陳延年、陳喬年沒有加入我們小組。延年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反對他們的父親，後來他們慢慢進步，回國後才走到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路上，後來加入了少年共產團和共產黨。
巴黎小組成立後，在一九二一年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由我擔任編輯，趙世炎、周總理寫文章。現在《少年》隻有第二期，是北京圖書館買來的。第一期應在一九二一年七、八月。經費的解決，是章士釗捐了一千法郎。當時章正在歐洲遊曆，經過總理的一個年輕朋友名叫謝承瑞的介紹，請章捐助的。
另一件是發起共產主義少年團（後來改名共青團）。總理在一九二一年經常聯絡少年共產團的人，如李富春等。少年團開始時有三、四十人，後來發展到一百多人。我記得，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一直叫中國少年共產團(CY)，沒有用過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名字。（按：這個組織在一九二二年即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總支部”）
……
（黨成立前）陳獨秀沒有通知我們法國小組。可以肯定，黨的建立是在一九二○年八月間，（因為）羅素到中國來，我到上海去接他，時間是一九二○年九月。我在上海見了陳獨秀，就住在他家裏。陳獨秀的家（環龍路漁陽裏二號），也就是黨的總部。那時上海的黨員有十幾個人，沈雁冰、李達、施存統、周佛海、田漢、沈玄廬、邵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