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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成立中共旅歐總支部，我負責，還有鄭太撲、高語罕、孫炳文、廖煥星、章伯鈞等。一部分人住在戈丁根。我們當時同共產國際沒有關係。在柏林，和德國黨有聯係，他們開會時，我參加過一次。他們的領導人，一個是男的，名字記不得了：一個是女的，名叫飛舍。因為我們是小組，所以同共產國際沒有發生直接的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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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三年暑假後（七、八月間），我曾由柏林回巴黎，參加過少年共產團的大會。我們小組五人（指法國小組）的公開身份都是少年共產團。任卓宣（葉青）這個人壞透了，他是個頭，很自負，一九二二年他們開會時把我開除了。後來由第三國際給我平了反。第三國際負責人說，張崧年是共產黨員，你們沒有資格開除他。一九二三年那次大會，可能鄧副主席也在，那時我不認識他。
我在一九二三年底經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在蘇時，曾在東方勞動大學住了兩個月，住在趙世炎的宿舍裏。我見到了威金斯基（在國內就認識他），他是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他對我講了一些鼓勵的話，客氣的話，說回國後把黨發展起來。我們是用英語講的。我也曾聽了一次布哈林的講話。布哈林很能講，也很能寫。我那時在莫斯科，是由趙世炎陪著。
我在莫斯科住了兩個月，回國正是一九二四年春節。我們坐火車經哈爾濱、沈陽到北京，見了李大釗。我原想回北大數學係，但胡適代理校長，不讓我去。大釗叫我去廣東，說現在國共合作，廣東正需要人。於是到了上海，見到陳獨秀，談了一夜，交談了國內外的形勢和國共合作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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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回國後，因我不在廣州，與國民黨人聯係不上，他就在廣州做工人運動。這是他對我說的。他到黃埔，約是一九二五年了。我是一九二四年九月開學回廣州的。當時廣州大學校長是國民黨右派鄒魯，他知道我是共產黨，不給我聘書。我住了兩個月（九、十月），總理還沒有去黃埔，在做工人運動。總理是回國第二年到黃埔的。
一九二五年廣東工人推舉總理當代表。一九二五年一月，參加黨的“四大”，總理是大會五人主席團之一，還有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和瞿秋白。參加代表有七、八十人。我參加了“四大”，威金斯基也參加了。會議中因一篇黨的綱領發生爭論，我認為那篇綱領，是絕對不妥的，有些年青黨員乃說我幼稚可笑。我一氣之下，表示退黨。後來我到北京，大釗、世炎等勸我不要脫黨，我脾氣壞，我說，讚成我多的（我）就幹，讚成我的是少數（我）就滾蛋，我可以在黨外幫助幹。我就這樣脫黨了。在重慶時，我仍在《新華日報》編副刊。
——摘自《親曆者憶：建黨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