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靜，中共“一大”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
1921年7月，我參加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那時我隻有十九歲，是與會代表中年齡最小的一個。我沒有參與會議的籌備和領導工作，因而對會議過程中的有些環節也不甚了了；再加上時隔近六十年，許多親身經曆的事情也已印象模糊，很難準確地講清楚。現在隻能就記憶所及零零碎碎地談幾個問題。
開完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年會後，我和高尚德於7月上旬到達上海，不久一大就開幕了。
一大參加者中，張國燾、包惠僧、毛澤東三人是我在北京時已經認識的，李達和李漢俊則曾聽說過，其他人都是第一次見麵。
在我的記憶中，張國燾、周佛海是會議的主角。李漢俊、李達、陳公博、包惠僧、陳潭秋和我都積極參加了討論。其餘的人發言不算太多。
張國燾是很精明能幹的人，也是喜歡出風頭的人，凡有出頭露麵機會，他一般不肯錯過。在北京時他總搶著與李大釗聯係，與蘇俄人打交道。到上海開會他更積極，主持會議，研究議程，樣樣少不了他。應該承認，他掌握會議確實很機敏，包打聽來窺測會場時，他當機立斷，布置大家退場。所以在我印象裏，他是一大最活躍的人物。
周佛海和陳公博是另一種類型，他們不是專程來開一大的。陳公博帶著夫人順便到上海來度蜜月，住在上海南京路上豪華的大旅館裏，舉止闊綽。周佛海則在開會期間不忘談戀愛，甚至還引來了桃色糾紛。他們的表現當時就使其他代表不以為然，我就沒有到大東旅社去看過陳公博。就會議上的表現看，他們當然都善於詞令，講得頭頭是道。我記得周佛海還主持過會議。
李達和李漢俊都是文弱書生，當時在共產主義者中也小有名氣。我在《星期評論》上讀過李漢俊的文章，留下很好印象。還讀過李達翻譯的幾本小冊子。由於他們有一定的理論水平，自然成為會上的重要人物。不過，李達那時滿口湖南土話，有時我聽不大懂，因而李漢俊給我的印象更深些。
在發言比較少的人中，王盡美、鄧恩銘是兩個年輕的中學生，是抱著虛心學習態度參加會議的。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則年齡稍大，是腳踏實地的活動家。其中毛澤東和我同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在北京就認得。那時我喜歡跑北大圖書館，知道他是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很重視學習時事，什麼報紙都認真閱讀。在我的記憶中，毛澤東在一大上采取謹慎謙虛態度，不輕易發表意見，也沒有堅持什麼特殊主張，很難將他突出來作為某種主張的代表。
參加一大的還有兩個外國人。一個是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叫尼科爾斯基，是俄國人，在會上好像沒有講什麼。另一個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叫馬林，是荷蘭人，會說英文，曾在荷蘭屬地——爪哇搞過革命活動，又參加過共產國際的二大和列寧一起討論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他在一大上講過什麼已記不清了。他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後製定國共合作的政策問題上；在一大的作用並不突出。有人回憶他曾在會上作過大報告，甚至操縱會議，我覺得這是不確的。那時他並不是每次會議都參加。他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照我看，他參加一大象征著共產國際對中國建黨的支持，對我們起了鼓舞作用。
一大會議的一些主要環節，例如起草和通過文件等等，我已毫無印象了。這裏隻談談我殘存在腦中的幾個片段。
一大是在李漢俊家裏開的。那時他住在法租界貝勒路的一幢兩樓兩底的房子裏。我們平常開會總在樓下的一間房子裏，但有時開會前，大家也上樓到李漢俊的臥室兼工作室去坐坐。有一天還沒有開會，我們大家正在樓上閑談，忽然有個陌生人上樓來，並掀開門簾朝裏麵張望。我們問他找誰，他說找錯了，轉身就走。由於事出突然，張國燾立即宣布不再開會，並布置大家離開李家。果然隔了不久法國巡捕就來搜查。幸而我們及時轉移，沒有什麼損失。後來我們根據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建議，一大早分批乘火車到嘉興，在南湖上租了一隻船，開了一天會，才結束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