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這一天的南湖會議，陳公博，李漢俊、馬林、尼科爾斯基都沒有參加。
會議最後在船上投票選舉中央領導。選舉采取無記名投票方式，順利選出陳獨秀、李達和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我在投票時曾選過李漢俊。我並不讚成李的和平改良觀點，但認為他有為黨工作的能力，這說明我當時投票不考慮傾向。記得在開票時，當唱道李漢俊的名字時，董必武脫口問了一句：這是誰寫的？從而表現了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心理。我當即答道：是我選的，他就不做聲了。過了兩年，我在北京去看望李漢俊時，他還向我提到這一票以示感謝。
我自己在會上講過些什麼已記不清了。有人回憶我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問題上、吸收知識分子問題上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上，講過這樣那樣的話，現在我很難根據記憶進行肯定或否定。從我當時的思想情況來看，好像反對黨員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的思想是有的。我在南京少年中國學會年會上就曾發言反對學會參加政界。至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個重大的原則問題。我在北大時讀過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英譯本，自以為懂得無產階級專政，也主張中國革命一定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在大會上就這個問題大講一通是完全可能的。問題是無論我當時認識怎樣膚淺，把我與大會對立起來當作左傾代表總是不恰當的。我很希望當今的曆史學家能認真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大會結束後，我被留在上海等待新成立的中央分配任務。當我與回到各地去的代表握別時，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以後要多做實際工作。”這當然是針對我在會上誇誇其談不結合實際而發的。
曆史證明，當年高談闊論的人如果聽不進毛澤東的忠告，不注意深入實際，遲早要被運動所拋棄；而那些埋頭在實踐中探求救國之道的實幹家，終將成為革命的脊梁骨。可惜當年毛澤東給我一針見血的忠告，我經過好多年才能逐漸領會它的意義。我深深體會到，毛澤東在一大上話雖不多，但確實站得比我們高，看得比我們遠。當我們大家還停留在以為把馬克思主義照搬過來就是勝利的水平上時，毛澤東早已從另一個高度上考慮問題了。
一大已經過去近六十年了。當年在一起開會的代表都已先後作古，現在隻剩下我一人。回首往事，不禁感慨萬千。古話說：“作始也簡，將畢也巨。”中國共產黨在創建時思想比較單純，作為中國革命的“作始”者來看，確實是過簡了。真正對革命勝利有決定意義的工作，都是後來作出的，而且主要是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作出的。所以，今天回想當年十幾個人開一大的情況，不能不聯想到黨在其後的偉大發展，不能不聯想到毛主席及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並從心底激起對他們的敬意和懷念。
——摘自《親曆者憶：建黨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