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驟雨》的版本變遷研究
《暴風驟雨》的版本變遷研究
程娟娟
《暴風驟雨》是周立波根據親身參加土改鬥爭的經曆體會而創作的，作者認為“這部小說是我遵循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一次創作實踐”。作為經曆過整風運動，努力向工農兵方向靠攏的知識分子，文學作品的創作不僅是作家個人藝術修養、語言能力的體現，更是衡量其思想改造、政治態度的標尺。周立波於1946年10月到鬆江省珠河縣（後改稱尚誌縣）元寶區元寶鎮參加土改，1947年7月完成上卷初稿，感到材料不夠，又帶初稿去五常縣周家崗繼續深入生活，參加“砍挖運動”，10月回哈爾濱，完成上卷創作。其中，《暴風驟雨》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分別連載於1947年12月25、26、27、28日的《東北日報》，抓地主（第十六節）、歡天喜地（第十八節上、下）分別連載於1948年1月15、24、25日《東北日報》。1948年4月，《暴風驟雨》上卷由東北書店出版。
1948年7月13日開始寫作下卷，8月26日寫出初稿，9月4日起，對初稿進行修改。第三稿到1948年12月2日，完成下卷的創作。1949年5月，《暴風驟雨》下卷由東北書店出版。之後主要的版本包括：（1）收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北京新華書店1949年10月初版。（2）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4月北京第一版。（3）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4）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8月第19次印刷。（5）收入《周立波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6）收入“紅色經典”，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暴風驟雨》在正式出版前即進行了反複的修改。其部分章節在《東北日報》上進行連載時，有位叫霜野的讀者來信對其中的某些生活細節提出意見，如建議將“五十石”改為“五十多石”；綿羊票子沒有五十元的票版，隻有百元的；偽康德五年，不是民國廿六年，是民國廿七年。對於這些建議，周立波都虛心接受了。而出版單行本之後，比較重要的修改有兩次，一是從1952年的第1版到1956年的第2版，二是從1956年的第2版到1977年的版本。
一
由於初版與1952年的版本隻有細微差別，因此主要以1952年的版本為主，來對照比較1952年版本與1956年版本的不同。經仔細對校，1956年版本中大約修改500餘處，上卷改動較多的是十九節（40處），十二節（36處），十五節（35處），下卷改動相對較少，變動較多的是第一節（29處），第六節（21處）。
首先是關於使用東北方言。周立波曾舉例說明方言的必要性：“東北話裏的‘牤子’，學名叫公牛，要是你把東北一個小豬倌的叫喊：‘牤子吃莊稼哪’，寫成‘公牛吃莊稼哪’，不但沒有東北味，而且人家還會說你是個書呆子，稱呼牛大哥也要叫它的學名。這說明了，在反映東北農村生活的文章裏，有時用‘牤子’的完全的必要。”既然作者認為文本有使用方言的必要，方言的使用又對讀者的理解造成障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作者增加了大量的注釋，在1956年版本中，作者共增加了300餘處注釋，上卷加的注釋相對較多，共238處。
作者使用方言的本意是為了接近人民群眾，讓讀者感到熟悉與親切，不過，需要增加如此多的注釋也證明了作者在語言的運用上矯枉過正，適得其反。“作者在吸收群眾語言時，也采用了一些使別處人難以理解的不必要的方言……過多地使用這類方言，勢必使讀者對於作品的理解受到限製或發生誤解，這是《暴風驟雨》在語言方麵的一個缺點。”為了彌補這一缺陷，作者也盡力對一些不必要的方言詞彙進行調整，打破方言造成的語言隔閡，“有些表現法，普通話裏有，而且也生動，在敘事裏就不必采用土話。有些字眼，普通話和方言都是有的，隻是字同音不同，那就應該使用普通話裏的字眼”。因此，1956年版本就將原版本中的某些意思相同的方言詞替換為普通話的詞彙，如“電車道”改為“公路”（一節），“毛子殼”改為“向日葵”（四節），“貓”改為“藏”（四節），“嘮嗑”改為“聊天”，“抬錢”改為“貸錢”（下卷第六節），“老兒子”改為“小兒子”（下卷的第七節）等等。另外，敘述話語和人物語言中末尾的“啦”全部換為“了”，這樣就進一步減弱了小說敘述中的口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