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魯迅精神的認識也便麵臨著這樣的困惑，既有受奴役者的戰鬥精神、硬骨頭精神可貴的曆史使命，同時，在社會曆史階段發生變化時又麵臨精神轉型的困惑。戰鬥精神用於任何奴役者，無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這種最可貴的“硬骨頭”精神，用之於奴隸則為戰士，然而用之於掌權者則可能為專製和殘暴(即“毫不手軟”)，轉化為戰神的威權意識。如同其精神導師尼采可能成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導師一樣，魯迅也被利用為“文革”封建大複辟中屠殺和打鬥的理論“幫凶”。成為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後，在秩序既定時，這種舊約精神、暴力威權意識是維護秩序的有力工具；當綱常秩序淆亂時，它的破壞功效遠大於建設，因為它“一個也不寬恕”，所以舊約精神一方麵算是一種“建設精神”，另一方麵也正如魯迅自己所說是一種“搗亂精神”。“文革”中的紅衛兵正是將這種暴力威權意識、搗亂精神體現得淋漓盡致。而對於魯迅個人的悲劇來說，他奉行了上帝的哲學，然而卻沒有上帝的威權，盡管他擺脫了“奴”的位置，但他仍隻是“人”而已，故而便會處處“碰壁”、絕望。這碰壁、絕望是必然的。魯迅對自己的戰鬥精神並非沒有反省，在他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嚴苛中，他自身是否也染上了某種劣根性呢？在批判“吃人”時，他所奉行的戰神精神是否也正在“吃人”呢？他並不認同基督的超世性，但由“神之子”到“人之子”的自譬他是有的，而“神之子”、“人之子”被釘殺的自譬他更是顯明的，由此，他竟將這段曆史作為他的“複仇”動力。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饒恕他們吧，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與魯迅的“一個也不寬恕”形成何等鮮明的對比。“複仇”是他的精神支柱之一，複仇乃是以恨為動力，所以魯迅所建立的也正是“憎的豐碑”、“恨的哲學”；複仇是一種立足現實的戰鬥意誌，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而寬恕與仁愛則指向超越的普世精神；他要“我以我血薦軒轅”來行啟蒙，可在以複仇和戰鬥對待敵人時又不免也以複仇來對待釘殺“人之子”的人民，二者間的矛盾與互否性的痛苦也是不可調和的。魯迅“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也屢次檢討自己思想的黑暗，並質疑這戰鬥的結局並不能帶來“黃金的世界”，而這更加重他的絕望與黑暗。魯迅在絕望與反抗絕望中，在對自己局限性的反省中，一再感歎自己隻是個中間物，寄望於未來更新精神的出現——正如舊約必然要走向新約，上帝要派聖子耶穌來做上帝與人的中介——這便是從上帝走向耶穌，從聖父走向人子，從威權走向仁愛、犧牲，從舊約精神走向新約精神，從猶太戰神走向基督愛神。聖經說耶穌是聖父與人之間的中間物，然而按照曆史的邏輯，按照舊約精神與新約精神誕生的邏輯看，恰恰正是上帝意誌、舊約精神成為通往人子意識、新約精神的中間物，不可能先有了終極物，而後才誕生出中間物。魯迅雙足站立在舊約世界，文化巨人式的身軀成為受奴役者戰鬥精神的化身，然而他的頭顱卻已開始探入新約世界窺視，在對自己的檢討中自譬為曆史的中間物，呼喚和孕育著超越自己的新的精神品格的誕生。
第29章 從魯迅到巴金對中國文化人格革命的意義(1)（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