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寄望的新的精神是什麼呢？它出現了嗎？現在，我們或許可以說，它已經誕生，若從曆史的長時段看，它正在誕生，或許這並不完美，並不真如耶穌一樣完美，但這不完美恰是它作為人的特色，這新約精神的萌芽，這“人子”正是巴金。正如耶穌是上帝派來人間，是聖父的聖子一樣，魯迅也正是巴金的精神之父。與聖父一旦降臨人間便會引發暴戾殺戮，甚而終至絕望不同，聖子帶給人間的是寬容、犧牲、懺悔。盡管他們都以對人間的博愛為基礎，然而一個以火與劍，一個以愛與悔，帶給人間的卻迥然不同。上帝走向人間，在絕望與反抗絕望間徘徊，而耶穌走向人間，期待的是帶著罪死去而複活。從魯迅的自省到巴金的懺悔，正構成我們民族文化人格中基督品格的孕育到誕生曆程。
在世紀之初，冰心“愛的哲學”風靡一時，這使在仇恨與苦難中打滾幾千年的國人眼前一亮。然而，愛的寧馨兒被隨之而來的淒風冷雨，甚而腥風血雨所擊碎。“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愛隻有與犧牲、淚血相結合時，才是真正堅強的愛，冰心之“愛”並未意味基督的降臨，因為基督是需為罪而死，又死而複活的。“我們喜愛冰心，跟著她愛星星，愛大海，我這個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裏找到溫暖，找到失去的母愛”，“她是‘五四’文學運動最後一位元老，我卻隻是這運動的一個產兒”。“愛的哲學”盡管隻是曇花一現，但它卻與幼年的母親、轎夫一起成為巴金“愛的導師”，成為精神之母。在舊的社會中，麵對罪與惡，如同魯迅一樣，憎必然同愛搏鬥與交織著，這是時代的命題，也正是巴金從《滅亡》到《家》所一直焦灼著的命題。然而與魯迅不同的是，憎的黑暗與“鬼氣”免不了時時統治著魯迅，而巴金，則始終保持著愛的熱切與期望。巴金登上文壇的處女作《滅亡》大約是他最愛談及的作品之一，初期作品革命三部曲、愛情三部曲中幾乎所有母題都在這裏萌芽，而其主要的幾類人物也都可視為巴金多重側麵的互文性文本。杜大心如同綏惠略夫式的愛憎，李靜淑、李佩珠的妃格念爾式的愛在無政府主義同誌中既共生又鬥爭著。當杜大心遭遇愛的受挫、憎的生長時，巴金仍創造出李靜淑來作為“人類愛”的化身企圖來拯救這個“撒旦”，愛的熱差一點融化了憎的冰。對無政府主義同誌的恐怖主義行動，巴金在殉道與犧牲精神上欽佩，但行動上卻並不讚同。無政府主義信仰使他對個人絕對自由充滿執著，對任何限製和損害個人絕對自由的行為也保持警惕。他並未如其安那其朋友一樣走向血腥，走向“惡”的“滅亡”，卻同樣沒有背棄自己的理想，民粹派、無政府主義信仰下誌於道的犧牲與反抗精神成為他的行動之父。他一生與權勢保持距離，從未拿官方一文工資，辦刊辦報辦出版社全是義務奉獻，他的這些實踐讓幾十年後的陳思和從中窺測到知識分子“崗位”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