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浮士德的墮落和與魔鬼一起的遊曆最終成為他走向天堂的緣由一樣，文革成為巴金的煉獄，這既是他受難的曆程，然而又是他拯救的開始，從他一踏上官方的紅地毯，放棄早年一貫秉持的無政府主義反權威信仰，隨權威的魔棍而起舞時，這墮落便也開始，他的靈魂便以墮落和出賣為代價而與梅菲斯特簽約，盡管這度身為奴為他帶來了不短時間的風光。如同浮士德在死前一刹那所讚歎的“真美呀，請停一停”一樣，他的靈魂被搶入天堂，而巴金的《隨想錄》同樣成為自己靈魂得以救贖的最後遺言。然而又正如耶穌的殉難與複活會讓使徒三次不認他，巴金的懺悔也一樣陷入“孤獨的巴金”(摩羅語)的境遇。成就基督的，是他的死，是他的死而複活。文革之於巴金，同樣是成就他的“死”以及《隨想錄》的死而複活。基督為罪而生，又為罪而死，他負載著所有人的罪而死去，卻又因複活為眾生播下拯救和信的種子，結出果子。舊約中的罪是歸之於一個替罪羊而讓其代死，這太容易了，既是欺騙神又是人的自欺，罪並未由此死去，罪與惡仍存留於人心與人間，然而耶穌卻親身一次性地將己付出，為所有人的罪，為舊約所生的罪而死，他是被舊約的信者、摩西律法的信者所害，然而他的死就是他的生。魯迅同樣肩負著民族與曆史的罪而生，狂人叫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然而世故仍令他讓狂人“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補矣”，或者為出走的娜拉而傷逝，為殉道者的墳頭添上花環，而他本人，則是“一個也不寬恕”，並要他們“現世報”。舊約的失敗在於全能的上帝既作了精神的父，又作了世俗的執法者，由此從一位無限者變成了有限者，他動輒滅城殺戮，由此他的出現總隨罪而現，舊約精神下的罪與殺戮令人間成為地獄。然而新約宣布“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政治經濟的俗世規則與信仰的普世價值，形下與形上，各歸其位，並用寬恕取代懲罰。舊約令人人都可以假上帝之名，假律法之手來審判、殺戮他人，由此產生的隻是罪與殺戮，以惡抗惡產生的隻是新的罪與惡。新約卻是“無罪的，可以用石頭打她”，“你隻看見你兄弟眼中的刺，卻沒看見自己眼中的梁木”，讓人懺悔自己的罪，讓人人麵對自己的上帝，由此產生愛與寬恕、懺悔。舊約是罪與罰的世界，新約則是罪與悔、罪與救的世界。“申冤在我，我必報應”，這在舊約中產生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在新約中產生的卻是“打你的右臉，把左臉也送上”，這便是報應之權握於上帝與握於基督之手而對世人的不同導向之區別。
魯迅不是上帝，他頂多隻能是帶領為奴的人民出埃及的摩西，然而在他的鬥爭哲學指引下，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紅衛兵則手持紅寶書充滿激越地實現了封建大複辟、文化大後退，時至世紀末，仍有自命魯迅信徒的紅小兵出來責問別人為什麼不懺悔。為什麼魯迅作為反封建的堅定戰士，曆經20世紀百年的反封建曆程後，在“文革”中卻釀成了封建大複辟、文化大後退呢？更為痛心的是，這種封建大複辟為什麼恰又利用魯迅精神為旗幟呢？曆史逼迫我們不得不反省魯迅精神的舊約性質，反省其內蘊的火與劍鬥爭邏輯的雙刃劍性質。巴金也並非真的是基督，將《隨想錄》、《再思錄》比之為“耶穌的複活”，也隻能算差強人意，或許他隻是約翰，預言耶穌降生，為耶穌鋪路的約翰。隻是想想耶穌的死，那我們寧願他便是耶穌，且耶穌已經死而複活，而不願為了期待一個真正偉大的降生而再臨一場罪與死。與其說從魯迅到巴金是民族文化人格中基督品格的誕生，那麼，不如說，我們不失牽強地這麼稱呼，這麼比附，仍隻是在對這種品格的呼喚之中。
二
就以複仇、恨為基礎的戰鬥觀而言，魯迅典型代表了舊約精神，而劉小楓等人對他的批判正是指此，前文所述也正是在此一意義上講從魯迅到巴金有超越。但基督文化、新約精神是多層麵的大文化係統，而在原罪意識的審判與自省、懺悔意識等方麵，魯迅則顯然已稟有了新約精神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