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的死有人作證，因為他們要為他的複活作證，他們既要為永生作證，也便要為罪與死作證。然而中國人則是善忘的。善忘意味著逃避，意味著反省與懺悔的缺失，繼而也就意味著固守乃至幫凶。而魯迅與巴金，則是拒絕遺忘者。拒絕遺忘意味著直麵，意味著對罪與死反省與懺悔品格的誕生。基督之死是為舊約世界作證，而基督複活則是對舊約世界的超越。沒有對舊約世界的拒絕遺忘，沒有罪感，沒有懺悔，那麼，新約世界又何從誕生呢？巴金呼籲為“文革”設立博物館，無人響應。當無法麵對這罪與死，不能看到罪的終結，不能看到基督的複活，隻看到罪仍昨日複昨日地處處發生，又怎敢為罪作證呢，便隻有遺忘。遺忘成為奴隸的哲學，拒絕遺忘則是通向主人哲學的門檻。阿q不能遺忘，生存之重便會壓迫其成為哈姆萊特而走向發瘋，或者如詩人之死走向自殺。但拒絕遺忘也孕育著另一重生機，拒絕遺忘的力量正來自於如耶穌對重生的期待與擁抱，拒絕遺忘必然與原罪觀、懺悔觀相聯係。魯迅的“直麵慘淡的人生”，巴金的“講真話”，都是拒絕遺忘。
王富仁深刻地稱魯迅為中國文化的守夜人。在漫漫四千年吃人文化的暗夜中，在待死的鐵屋子裏，他保持了可貴的清醒，是一個醒著的人。清醒的魯迅，夜行者的魯迅，始終行走在夜裏，行走在舊約中，他的呐喊和彷徨是對舊約世界的見證，他為黑暗，為黑暗中的吃人、罪作證，他是中國文化中的拒絕遺忘者。在《狂人日記》中，魯迅以瘋子之眼發現“吃人”的真相繼而又以瘋子之口喊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這瘋子由人及己發現自己也吃過人，是“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曆的我”，在拒絕遺忘中發現罪惡，發現原罪，進一步便是勸人“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對人的啟蒙，對己的原罪的懺悔以及現世罪的懺悔才能真正“救救孩子”。魯迅是一個守夜人，一個清醒者、夜行者，然而他卻並非一個黎明的宣告者。王富仁也承認：“按理說，夜行者不會是一個好的行者。……丈量來丈量去，發現他並沒有走出多遠的路，實際上，他確實也沒有走了多遠的路。……老是在原地打轉子，怎麼稱得上是一個競走冠軍呢？”魯迅之所以為黑暗作證，之所以在黑暗中絕望而又反抗絕望，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是個“中間物”，他願意期待新的事物的出現，盡管黑暗中他並不知道將要來臨的是什麼。魯迅的絕望在於他意識到四千年曆史的黑暗以及自己的黑暗，這絕望既是對這四千年黑暗文化的宣判，同時也是對自己作為黑暗之子的宣判，既是對舊約世界的宣判，同時也是對新的神之子、人之子、光明之子的期盼。要翻這樣的地，“必須使用挖得很深的鐵犁”(屠格涅夫《處女地》)。魯迅的死是被舊約世界的黑暗壓迫而死。盡管他是一個清醒者，但他同時卻又是這黑暗的優秀繼承者。他發出貓頭鷹的怪叫，卻很快構成這黑暗的一部分。他是這黑暗的受迫害者，最傑出的可能者和集大成者，他甚至由此被盜用為“文革”黑暗的旗幟。
魯迅的思想可以成為旗幟，然而魯迅這個個體的遭遇則又是另一回事。魯迅大旗下戕殺的可能正是“魯迅”們自己，魯迅大旗下新的罪與死、新的“吃人”的承受者可能正是“魯迅”們自己。後來者們要拒絕遺忘的恰恰正是這些新的“罪與死”，要檢討的正是反封建中的新封建，反封建者們本身血液中的封建，包括魯迅精神這杆大旗本身。對“假如魯迅還活著”話題的探討實際上成為對魯迅之死的探討，即對魯迅的文化生命之死的探討。毛澤東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說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又據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裏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這幾種魯迅因生理生命之早逝而未經的可能，恰恰都為巴金所一一曆練。這正是舊約邏輯的必然。魯迅的戰神精神中作為受奴役者的戰鬥精神一麵，將受到其中作為統治者的威權意識一麵的虐殺，這正是“魯迅之死”話題的意義——舊約精神中火與劍邏輯的自我虐殺。“文革”中“魯迅之死”的觸目驚心正是對舊約精神的自作自受、罪感的自我植入之揭示與印證。巴金在“文革”中的“死”隻是魯迅之死的繼續，而他的複活則是魯迅並未複活的未竟之業。就這個意義而言，中國文化中從基督的誕生到死，到複活，長達百年，用魯迅、巴金兩代人方完成的。巴金這個“五四”之子，終於在世紀末複活，從舊約走向新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