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迅一樣，巴金也正是一個中國文化的守夜人。“講真話”不一定是真理，但正是真情、真心、真相。“講真話”的含義有兩層。一是要發掘真相，這就要破除“執”“妄”的遮蔽，這執妄一方麵是受外界的壓迫而致，一方麵也是自我的蒙昧而致。如若不能發現真相，那麼便隻能做“奴在心者”，做歌德派。然而發現真相並不等於說真話，這又需第二重境界：說出來。這便需要真正的戰士的勇與無畏了，要有趟地雷的決心。巴金的說真話並非要求人懺悔的道德姿態，而是決絕而又複歸淡泊下的深思熟慮。他的“文革博物館”正是要為中國文化的黑暗、罪、惡作一個見證，保持清醒。當世俗中的“文革博物館”不能建立時，他便用《隨想錄》、《再思錄》建立起了靈魂的“文革博物館”。這個過程艱難而又漫長。禪宗的頓悟成佛成為罪惡方便的開脫，由此打開國人道德審判方便的逃遁地道，而巴金複活的卻正是“時時勤拂拭”意義上的嚴酷漸修。黑暗中的守夜人總是最痛苦的，他既要承擔所有黑暗的壓榨與恐怖，又要承擔為所有昏睡者的擔憂，要為是否呐喊擾人夢境而彷徨，又要為呐喊無人理解響應而彷徨自傷。魯迅被稱為“二十世紀最憂患的靈魂”(孫鬱)，而他也自稱是最黑暗的靈魂，因為他心中注滿了所有黑暗的墨汁，要為所有的黑暗承擔罪責。同樣，巴金也是一個最痛苦的靈魂。“您對李輝說叫巴金不要那樣憂鬱，那樣痛苦(大意)，難道您不知道正是因為我發現自己講了假話，想不到還債的辦法，而感到苦惱！？”巴金的痛苦不隻為自己犯的罪，也為整個民族的罪而承擔責任，而懺悔。“是啊，在當代的俄國，正直的人的唯一適當的去處，就是監獄。”巴金為自己麵對罪與惡未能挺身而出而懺悔，這是為每一個人，為文化的懺悔。魯迅、巴金都如基督一樣承載著整個民族的罪而痛苦，而懺悔，他們“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盜了天火，卻為煮自己的肉”，他們開創了中國現代文化中“審我”文化的先河，他們勇敢地肩著黑暗的閘門，為的是讓人通過。然而舊約世界與舊約精神下的魯迅終其一生隻是個黑暗的控訴者與懺悔者，一個光明的呼叫者，而巴金則有幸接過這閘門後成為複活者、光芒的宣告者。也正因這區別，魯迅靈魂黑暗且悲觀、絕望，所見隻是“墳”，而巴金則“我痛苦，但是我並不悲觀”。對於“有病的靈魂”來說，“您精神上的這種病痛正是您所需要的，它能使您變得比別人高尚；您應當珍惜這種病痛，並把這種病痛作為您高於別人的獨到之處”。這種痛苦正是來自於罪感文化下的懺悔之痛，它是借外界的強大壓力引發內在的質變，達到新質，這懺悔是自我批判與自我升華。就傳統“真人”的逍遙自足意義而言，魯迅、巴金都是傳統文化的異數，都是對於中國文化人格在20世紀的革命，因為他們的痛苦與懺悔都指向罪感及其下救贖的期盼。
第30章 從魯迅到巴金對中國文化人格革命的意義(2)（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