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ut-être me direz-vous：《es-tu sr que cette légende soit la vraie？》qu’importe ce que peut être la réalité placée hors de moi，si elle m’a aidé à vivre， sentir que je suis et ce que je suis？ 君は恐らく言ふだらう、『そんな來歷が眞であると君は信じてゐるのか』と。わたくし以外の現實が何うあらうと構ひはしない。ただ私はこれによつて生き、自分が存在すると雲ふこと、自分が如何なるものであるかと雲ふこと、それを感じさへすれば可い。
(《廚川白村全集》第二卷，東京：改造社，1929：187-189) 恐怕你要對我說：“你確信這個故事是真的麼？”在我以外的事實，無論如何又有什麼關係呢，隻要它幫助了我生活，感到我存在和我是怎樣？
(《魯迅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48-49)
似乎存在一個普遍的誤解，正如。但是，魯迅最初選擇俄羅斯文學顯然不是同情弱小民族，《我怎麼做起小說來》(1933.6)寫道：“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v.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a.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在日本留學時期，魯迅較多接受了革命思想(如無政府主義)，最初魯迅因為日俄戰爭和俄國侵華而傾向俄國(露西亞)文學的，而後俄羅斯(包括沙俄對波蘭占領地區)的無政府主義者引起了魯迅的同情，再後是俄國的蘇維埃革命所產生的社會理想主義對人們(包括魯迅)發生了普遍的誘惑力。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12.15)寫道：“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麵，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紮；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魯迅《〈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小引》寫道：“作者(片上伸 かたがみ-のぶる)在日本，是以研究北歐文學，負有盛名的人，而在這一類學者群中，主張也最為熱烈。”《〈北歐文學的原理〉譯者附記》(二)寫道：“今年他(片上伸)去世之後，有一本《露西亞文學研究》出版，內有這一篇，便於三閑時譯出，編入《壁下譯叢》裏。”《域外小說集？略例》寫道：“又以近世文潮，北歐最盛，故采譯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則以次及南歐暨泰東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實。”從此可知，魯迅誤譯ロシア文學(russian literature)為北歐文學。顯然，魯迅把俄羅斯稱為露西亞是一種策略。
二、“中間物”和“揚棄”
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向現代中國輸入了進化論。晚清民國時期，進化論成為一種流布甚廣的思想。魯迅《人之曆史》(1907.12)主要介紹了歐洲進化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魯迅是信仰進化論的，由此提出了“中間物”的觀念。其《寫在〈墳〉後麵》(1926.12.4)寫道：“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隻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製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金春峰《彷徨時期魯迅思想新論——兼評“中間物”意識論》(1996：117-32)較早提出了魯迅的“中間物”意識；汪輝《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2000：106-107)響應了“中間物”觀念；崔峰《翻譯家魯迅的“中間物”意識——以魯迅早期翻譯方式的變換為例》(2007：14-18)進而提出了魯迅翻譯思想的“中間物”意識；吳鈞《魯迅翻譯文學研究》(2009)重申了魯迅“中間物”的翻譯哲學。魯迅《中國語文的新生》(1934.10.13)和《名人和名言》(1935.7.20)最後兩次提及進化論。總而言之，魯迅終其一生都沒有最終放棄進化論，恰如魯迅接受尼采學說，而巧妙地回避了尼采反對進化論。魯迅《論重譯》(1934.6.27)寫道：“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的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機，也不必推問的。深通原譯文的趨時者的重譯本，有時會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實者的直接譯本好，日本改造社譯的《高爾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責為投機，但革命者的譯本出，卻反而顯出前一本的優良了。”“待到將來各種名作有了直接譯本，則重譯本便是應該淘汰的時候，然而必須那譯本比舊譯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譯’當作護身的擋牌。”《非有複譯不可》(1935.4)寫道：“而且複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複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後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氣，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種近於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複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對於文學翻譯的轉譯(重譯、複譯或間接翻譯)，魯迅極少稱之為翻譯活動中的“中間物”，從現實看，魯迅總是較積極地肯定轉譯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