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兒童的失望與對教育的懷疑——試析1923至1927年魯迅教育思想的轉變
薑彩燕
對兒童教育問題的關注與思考是魯迅思想體係中相當重要的部分，從《狂人日記》發出的“救救孩子”，到去世前的《立此存照(七)》再次提出的“真的要救救孩子”，其間無論思想上經曆過怎樣的彷徨、苦悶和變革，對兒童生存處境、精神狀態以及對兒童教育曆史與現狀的關注，始終縈繞在魯迅的腦海中，成為他一生中孜孜以求的重要問題之一。在1923至1927年間，魯迅的兒童觀曾發生過不小的變化，這不僅導致了進化論思想的動搖，而且引發了他對教育意義的懷疑。
一、創傷性體驗與兒童形象的逆轉
自從告別了童年之後，魯迅對兒童的了解主要來自對社會以及身邊兒童的觀察和與兒童有關的書本。當魯迅喊出“救救孩子”的口號，為兒童教育問題大聲疾呼，暢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時候，其實從來沒有親身做父親的經驗，等到真的作了父親，是在10年之後。不過，在兄弟失和之前的一段時間裏，使魯迅有過類似父親體驗的應該是他的侄兒侄女了。魯迅對侄兒侄女是充滿愛心的。在日記上對於二弟三弟孩子的出生都有記載，並且常給他們買玩具。1913年回鄉省親，同二弟、三弟逛街買書之餘，也不忘給二弟的孩子買玩具。1915年，給二弟寄東西時還有“陝西玩具十餘事”。1916年12月省親途中，在上海買書籍、食物之外，還購玩具5種，也應該是給侄兒侄女們的。在周氏兄弟同住八道灣的日子裏，侄兒侄女們是魯迅“以幼者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直接受惠者。據許壽裳回憶，魯迅購買八道灣那所大宅子時，主要原因是“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這裏的“兒童”當然也是指侄兒侄女，因為那時他自己並沒有孩子。1921年歲末，作為大伯的魯迅，“下午買玩具十餘事分與諸兒”。1922年，買泥製小動物40個，分與諸兒。侄兒過生日，魯迅把家裏“食麵飲酒”為之慶祝的事也記錄在日記裏。尤其是當侄兒侄女生病住院，做大伯的不僅要延醫取藥，而且常去醫院看望或陪護。為了給侄兒湊醫藥費，有時還要預支薪水，或向朋友借錢。可以說，從1919年搬到八道灣一家人同住，一直到1923年兄弟失和，魯迅對侄兒侄女視如己出。在他的小說《兔和貓》、《鴨的喜劇》裏出現的喜歡養兔以及給愛羅先珂報告“沒有了，蝦蟆的兒子”的可愛孩子，應該就是以他的侄兒侄女們為原型的。周作人的女兒周靜子《回憶伯父魯迅》中的相關材料也可從側麵證實這一點。凡此種種，即可表明魯迅對他們的慈愛甚深。然而，從1923年開始，一直到去上海之前，魯迅日記中再無關於侄兒侄女的記載。這中間最大的原因當然是由於兄弟失和，魯迅搬出八道灣另住，使他和孩子們也無從往來。但另有可能的是，在關於孩子的問題上，有對魯迅刺激甚深的事件發生，釀成了魯迅的創傷性經驗，這不僅對他自身的情感造成傷害，也由此產生了對其兒童觀的衝擊。
據增田涉回憶，魯迅在北京時給周作人的小孩買糖果，羽太信子常常讓丟棄掉，這使魯迅感慨：“好像窮人買來的東西也是髒的。”周建人在《魯迅和周作人》中談及此事時，除了引用增田涉的話，還說道：“魯迅對我說的是，他偶然聽到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嗬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讓他冷清煞！’”類似的說法在俞芳的回憶裏也有。想必這件事對魯迅刺激很深，到30年代他在《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中還說：“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裏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這裏的“房東太太”應該就是指羽太信子。可見，由於大人間的糾葛和怨憤，也殃及了魯迅與侄兒侄女之間的交往。不過，在魯迅的敘述和增田涉的轉述中，大人的“教唆”清晰可見，而孩子的反應卻付之闕如。周建人在回憶這件事時說：“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麼叫‘讓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裏去。”這種說法不排除有猜想的成分，因為其時周建人已離京赴上海工作，詳細的情形他未必了解。孩子們在羽太信子的“教導”下，究竟做出何等反應，我們不得而知。然而，在魯迅此後的作品中，卻得以窺見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