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者》中的魏連殳雖然性格孤僻倨傲，但他特別喜歡孩子。隻要一看到房東的孩子們來，他的“眼睛裏即刻發出歡喜的光來了，連忙站起，向客廳間壁的房裏走”。他給他們買口琴，而且一人一個，決不偏倚。雖然孩子們常常吵鬧，打翻碗碟，硬討點心，亂得人頭昏，但連殳一見他們，卻再不像平時那樣冷冷的了。當三良發了紅斑痧，他非常著急。他把這些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寶貴。在這些描寫中不難看出魯迅自我體驗的痕跡。而作品中的魏連殳之所以如此喜歡孩子，並非出於血緣關係或倫理責任，而是把孩子當作虛偽世界當中唯一存在的“天真”，冷酷世界當中僅有的“希望”來看的。這正反映了魯迅此前基於進化論與“白心論”所形成的兒童觀，即“後起的生命更有價值，更可寶貴”。然而不同的是，作品當中出現了相異的聲音。當魏連殳認為“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時，作品中的“我”提出了反對意見，於是出現了如下對話：
那也不盡然。
不。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後來的壞，如你平日所攻擊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卻並不壞，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隻在這一點。
不。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麼會有壞花果？譬如一粒種子，正因為內中本含有枝葉花果的胚，長大時才能夠發出這些東西來。何嚐是無端……
這段有關孩子的“壞”是“環境教壞”還是“根苗”就“壞”的辯論，反映了魯迅內心兩種思想的交戰。這段幾乎可以說是觸及魯迅靈魂深處的對話，體現出魯迅兒童觀中出現的新因素。在《狂人日記》中毫不懷疑地認為孩子的“吃人”是“娘老子教的”這種判斷，遭到了懷疑。此前深信的人性本真，“後來的壞，是環境教壞的”的信念開始動搖。這使他對於“白心”的渴望與追尋的信心也大打折扣。當魏連殳被校長辭退失業後，孩子們也完全拋棄了魏連殳，連他的東西也不要吃了。這使他對孩子的看法由懷疑發展到絕望。於是，當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重新發跡以後，開始報複周圍的人，包括孩子。如果他們要他買東西就得裝狗叫或者磕響頭。可以說，對孩子的絕望是他對人類最根本的絕望。對孩子的報複，也是他對這個世界最徹底的報複。
雖然魏連殳的思想並不能等同於魯迅，但這些描寫卻從側麵透露出魯迅思想中的新因素。應該說，當魏連殳做出“兒子正如老子一般”，“都不像人”的判斷時，或許還可以解釋為家庭教育的結果。但是，當他看到“還不很能走路的”孩子，“最小的”“赤膊”的孩子，就已經有“殺”這樣駭人的舉動，恐怕用“環境教壞”這樣的話已經不足以緩釋他內心的創痛與懷疑。是人性中固有的壞的根苗，才使他們在如此幼小的時候即已顯現出凶殘與暴力。這樣的發現，對於曾深信“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的魏連殳，以及深信“後起的生命更近完全，更有價值，前者應該犧牲於他”，並堅持“以幼者為本位”教育立場的魯迅來說，是怎樣一種悲哀？“救救孩子”的熱情呼喊，在這裏受到多麼大的嘲弄！正是由於這樣的情緒體驗與思想認識，使得魯迅此時期的創作中出現了與《呐喊》階段迥然不同的孩子。尤其是與“殺”有關的孩童“吃人”者場景集中出現在這一時期。這種對於人性本真的懷疑，直接影響到他的兒童觀，也在某種程度上使他產生了對教育意義的懷疑。
三、對教育的懷疑與“棄教從文”
在1925至1927年間，魯迅對於教育問題曾有過深刻的悲觀和質疑。當然，這種悲觀一方麵是來自對教育界本身的失望，也有對啟蒙效力的懷疑，同時也跟進化論思想的動搖有一定關聯。實際上，魯迅的進化論思想並非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樣，是在1927年的廣州，因親眼目睹了青年分作兩個陣營之後才突然“轟毀”的，而是從1923年以來對於兒童信心的逐漸失落中，已開始受到威脅和動搖了。
e？希爾斯在《論傳統》中說：“教育是傳統從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媒介，是一個移植傳統的過程。”而魯迅所理解的新教育的本質卻不再是固有文化的傳承，而是勾銷舊賬，開辟新路。可以說，《狂人日記》中那曆史書上歪歪斜斜的“吃人”二字，正是通過舊式教育這種普遍性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傳承下來的，而當魯迅將目光投向“或許還有”的“沒有吃過人的孩子”身上時，實際上就是希望從改革教育開始，掮住黑暗的閘門，斬斷吃人的羅網，解放兒童，“救救孩子”。正如他自己陳述的那樣：“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然而隨著對兒童與青年的失望，他對未來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對自己的呼籲到底能產生多大效力也深表懷疑，認為自己的言論不過如一箭射入大海罷了。因此，當青年希望魯迅為了救救孩子而再次出馬時，他說：“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