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不斷累積的失望情緒逐漸發展為帶有普遍性的認識和感受：“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華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沒有多大關係。”而且他認為“人的氣質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無甚效力的”。由於對黑暗社會的深刻絕望，使他疑心自己所謂的啟蒙、教育不過是“做醉蝦的幫手”，弄敏了老實而不幸青年的腦子，使得他們更加痛苦而已。因此，當他需要重新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時，到底是教書還是寫作成了一個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這樣說：“我也不想回浙，但未定到那裏去，教界這東西，我實在有點怕了，並不比政界幹淨。”決定去上海以後，他說：“我先到上海，無非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想不涉足，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初到上海，他還去一些學校演講過幾次，後來終於決定徹底離開教育界：“我近半年來，教書的趣味，全沒有了，所以對於一切學校的聘請，全都推卻。”魯迅對教育界的失望，使他終於徹底“棄教從文”。
雖然如此，我們必須承認，這些動搖不過增加了魯迅思考問題的複雜性，使他感覺到了教育的艱難性，但並沒有使他走向類似於叔本華式的否定教育意義的絕路上去。對於孩子本能的愛與希望，對於“白心”的渴望與追尋，對於幼弱者一貫的同情仍然作為他思想的底色，時不時地流露出來。隻不過，由於有了上述的情緒體驗與思想認識，使得魯迅此時期作品中的孩子顯示出更為駁雜的特征。這其中，既有《祝福》中像無聲的野草一樣默默被吃的阿毛，有在《雪》裏“嗬著凍得通紅，像紫芽薑一般的小手，七八個一齊來塑雪羅漢”的孩子們，在《過客》中看到“許多許多野百合，野薔薇”的好奇、純真的小女孩，《風箏》中“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歡風箏”的小兄弟，也有舉著蘆葉喊“殺”的孩子。在《二十四孝圖》中，魯迅仍然為孩子的純真辯護，說小孩子不喜歡“詐”，聽故事也不喜歡是謠言。總而言之，兒童這個群體在魯迅筆下呈現出更為多元的特征。
四、餘論
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目前的強烈經驗，喚起了創作家對早先經驗的回憶(通常是孩提時代的經驗)”。在對兒童教育問題產生強烈焦慮的過程中，童年經驗自然而然地出現在魯迅的創作空間中，尤其是十幾年的傳統教育所累積起來的豐富體驗，為《朝花夕拾》的創作提供了豐盈不竭的素材來源。我相信對於魯迅來說，童年經驗的回顧與反思，不僅是一種生命活力的再現與保有，同時也是心靈創痛的撫慰與療救。經過了《小約翰》的翻譯與《朝花夕拾》的寫作後，魯迅仍然保持著對於兒童問題的濃厚興趣。他通過追尋自我來反思兒童教育問題，就比前一時期偏重於新觀念的引進多了更為切實的體驗性。經過了對兒童的失望與教育的懷疑的魯迅，仍然懷著“反抗絕望”的精神，擔負起作為生命橋梁的曆史責任。從1929年開始，他不斷翻譯童話，撰寫關於兒童教育的雜文，猛烈地抨擊各種形形色色的錯誤的兒童教育傾向，一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又一次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號，並認為這與我們民族的前途關係極大。這些都說明，雖然魯迅對“救救孩子”的信心和效力曾有過懷疑和動搖，但是，對幼弱者的同情和對民族未來的憂慮使他終其一生都沒有放棄對孩子的關注。“救救孩子”的確是魯迅一生的“獅子吼”。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