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之魂》：通往魯迅的重要驛站——兼論青年魯迅的思想起點
杜光霞
一
魯迅是怎樣成為如此獨特的“這一個”的？他是完全異質於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塊突然空降的、神秘不可解的“飛地”嗎？正如早有學者提出的那樣，他是“全麵抨擊中國的過去”，“號召完全摒棄中國傳統”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嗎？是根除了故國傳統，又無法從西方“發現”可供信仰、堅守之意義，最後“走向虛無主義”了嗎？筆者認為，對於魯迅這樣一個毋庸置疑產生並獻身於中國的複雜精神存在，如果脫離中國特定時代場域和他特殊的生命曆程，輕易將其複雜深刻的思想歸因於天然的獲得、遽然的植入或突然的改變，無疑是極具危險性的。事實上，魯迅是從中國本土，從其社會時代環境土壤中一步一步生發出來的一個雖極具異質性，同時也極具“根性”，且完全合乎邏輯理路的特殊“現象”。
很長時間以來，絕大多數研究者對青年魯迅的關注和分析都聚焦於1907至1908年所寫的五篇論文，而對1903至1906年創作、改作或翻譯的作品一筆帶過甚至直接忽略；即便是為數不多的一些專門研究魯迅“棄醫從文”之前思想的文章，也大都主要圍繞《中國地質略論》來強調魯迅對自然科學的重視，側重於突出其“結合大群起而興業”、把科學知識的普及和實業的發展當成是拯救國家民族的基本途徑的主張，而幾乎沒有涉及魯迅在這一時期關於社會思想、精神文明等人文方麵的思考。如此一來，終生投入於文藝事業和精神抗爭的魯迅在此就似乎出現了某種中斷或空白。筆者認為，這是由於長期以來學界對魯迅在《斯巴達之魂》中所體現的思想痕跡不夠重視，即使有所研究也大都停留在譯作與創作之爭、創作背景、寫作緣起等較為粗糙的外部研究上，以至於淡化了其思想發展階段中“弘文學院”這一並非空白的重要環節，模糊了青年魯迅由懷抱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正統思想到因大量涉獵各種西方思想文化資源而逐漸“取今複古、別立新宗”(《文化偏至論》)的過程。事實上，即使敏感、早熟如魯迅，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具備了1907至1908年那樣較為成熟、複雜、深刻，以至於直到“五四”時期仍無重大或根本變化的思想。要想考察他如何從地道的“中國魯迅”成為“世界魯迅”的過程，探究其文學及思想的起點，《斯巴達之魂》中所遺留下來的珍貴證據實在不應當被忽略。
二
南京求學之前的周樟壽是由當時廣泛施行的普通私塾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一個深受正統思想文化浸染的少年，這種特質一直貫穿了南京求學時期，並留下了一係列的顯著表征。那時的周樹人有三個刻著別號的圖章，分別是“戎馬書生”、“文章誤我”和“戛劍生”，又曾與周作人合稱“漢真將軍後裔”，其思想誌趣表現無遺：國家社稷危難之際，熱血男兒往往“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想要聞雞起舞，精忠報國。他這段時期署名“戛劍生”的詩文也進一步凸顯了其傳統氣質。《戛劍生雜記》中的“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依然未脫千百年來鄉愁文學的思路和格調，且“柔腸欲斷，涕不可仰”等語句也頗有幾分為賦新詞強說愁的俗套和誇張；時時牽掛“老親弱弟”，慨歎“有弟偏叫各別離”(《別諸弟》)、“執手銷魂，兄弟竟居異地”(《和仲弟送別原韻並跋》)的深情，則體現出傳統“孝悌”文化中最溫暖美好的倫理建構成果；而《祭書神文》一麵批判“錢神醉兮錢奴忙”，一麵“絕交阿堵”，“把酒大呼”，邀請書神光臨的舉動，正如魯迅晚年時期的自嘲——“……這時候，我正在封建社會裏做少爺。看不起錢，也是那時的所謂‘讀書人家子弟’的通性”，這正是中國文人安貧樂道的清高傳統的集中體現。如果我們對《斯巴達之魂》進行一番詳細的考察，就不難發現少年魯迅身上所承載的這種中國傳統甚至有些正統的思想文化質素實際上一直延續到了留日初期，然後“轉入地下”，成為魯迅生命中一種因隱藏得極深而極難發現的精神底色和思想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