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二十出頭的魯迅被公派赴日留學，於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及科普知識的兩年期間，在礦路學堂的知識基礎上廣泛接觸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學及文史哲學。那時的魯迅雖早已有了“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呐喊？自序》)及“絕望於孔夫子及他的之徒”(《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的端倪，骨子裏實際上卻依然是一個深深浸染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熱血青年。正如他晚年的自省：“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於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於翻譯……”(《集外集？序言》)這種種的“急”正顯示了青年魯迅“血薦軒轅”的愛國憂國熱情，同時也促成了他最早的一次較大的“噴發”：創作、改作或翻譯了《斯巴達之魂》、《說鈤》、《中國地質略論》、《月界旅行》等大量文章。在這批文章裏，除了《斯巴達之魂》以外，其餘文章都顯示出濃鬱的科技救國和科學啟蒙傾向。其具體途徑，一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說的，既有“臚陳科學”的直接介紹，更多的則是“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則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可見，即使是在一生之中自然科學色彩最為濃烈的這段時期，在一邊大量擴充各類相關專業知識，一邊積極準備主攻醫學的顯性行狀之下，魯迅其實一直保持著根深蒂固、難以掩藏的思想文化經絡和文藝誌趣。而在1903年應剛剛接編《浙江潮》的許壽裳之邀而改寫的《斯巴達之魂》裏，魯迅這方麵的思考就得到了更多、更集中的展露。
從創作的時代背景來看，《斯巴達之魂》是應運而生，完全符合當時中國局勢所需的。1840年以來，封閉、腐朽的中國在一係列反侵略戰爭中節節敗退，盡管經曆了艱難的努力和掙紮，仍一步步陷入了危亡的境地。尤其是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中，自古以來一直遠比中國弱小的日本竟大敗中國，全殲洋務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北洋水師，獲取了巨額賠款及遠東地區的一係列權益。中日兩個民族對彼此的看法及心理也由此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奉行的軍國主義政策與其“義勇奉公”的武士道傳統結合起來，顯然對其國民精神、民族凝聚力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而且是一種影響深遠的“無用之用”。到19世紀末魯迅等人東渡留學時，日本在這方麵所呈現出的“軟件設施”已經蔚為壯觀，對晚清那一代憂國傷時、五內俱焚的流亡者、留學生產生了極為強烈的刺激，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第一印象。實際上，在魯迅之前，日本這種“武士道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民族凝聚力和團結、崇高的國民精神早就引起了梁啟超的狂熱推崇。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第十七節《論尚武》中鼓吹“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的觀點，並列舉了斯巴達、德意誌、俄羅斯等國因為尚武而霸強的榜樣，滿懷豔羨地突出了當時日本“入隊之旗，乞其戰死，從軍之什，祝勿生還，好武雄風，舉國一致”的現狀，最後辛酸回顧了中國屢屢挫敗於異族武力的窘屈曆史。如此徹底的梳理之後，梁氏仍不滿足，又在《新民叢報》“曆史”欄目連載了《斯巴達小誌》，對斯巴達城邦這一世界上最早的軍國主義典型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正麵介紹，分析了其立國起源、立法、政體、民族之階級、國民教育等情況，特別突出了其“納一國國民於法之中……秩然不可亂，凜然不可犯”的“有法之專製”特征及斯巴達婦女愛國教育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