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之魂》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受到了梁文的直接影響，但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梁文是完全忠於曆史的說明和議論，認為斯巴達的“尚武”精神來源並取決於“法治”的基本國策，所以他開篇並不直接從“尚武”的問題入手，而是從東西方性質大異的專製製度談起，完全忽視斯巴達城邦等級森嚴、專製苛暴，對內法令殘酷、毫無人性，對外則極富侵略性、攻擊性的一麵而對其推崇備至；而魯迅所側重的既不是“史”，更不是“法”，他是在“讀史”之餘“掇其逸事”而進行曆史小說創作，目的是凸顯並褒揚斯巴達人舍生取義、為國捐軀的“武德”和“國魂”，專取其民族精神而極力回避了其等級性、專製性、侵略性等致命問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二者意識形態及表達方式的不同：梁啟超的觀點是鮮明、直露的，魯迅的思想則是複雜的、隱藏的。而隱藏在《斯巴達之魂》文字背後的“魯迅”，表麵上看是非常“日本化”的，深受日本當時“軍國主義+武士道”結合而形成的“武士道民族主義”熏染；但實際上，與此時熱切主張移植西方及日本軍國主義經驗，極口讚頌侵略擴張的“天演物競之公例”的梁啟超不同，魯迅在文中對斯巴達立國起源、立法、政體、民族之階級、軍國主義教育機製等內容的刻意模糊或回避，事實上已經構成了一種與狂熱情緒格格不入的保留、質疑狀態。正是在最容易衝動、狂熱的人生階段難能可貴地埋下了這一點“存疑”的種子，短短的三四年之後，魯迅才有可能萌發出那樣完備的一套極富個人獨特色彩的救國立國思想。而無論是《科學史教篇》中必須防止隻強調“至顯之實利”、“至膚之方術”而“精神漸失”的警示，《文化偏至論》中對唯西方論、“競言武事”鼓吹侵略、“製造商估立憲國會”等“偏至”新學的批判和修正，還是《破惡聲論》中批駁“滅裂個性”的“破迷信”、“崇侵略”等時髦主張，呼籲“蘇古掇新”，既要廣泛采掇西方文化中的新思潮、新精神，更要保護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之“本根”和“神氣”的理念，我們都可以在《斯巴達之魂》中所回避和保留的地方尋找到其生發的可能。由此可見，從時代環境到個人遭際都處於中西文化劇烈碰撞、新舊思想糾纏格鬥狀態的青年魯迅其實並非如我們想象中那樣前後分裂；在“棄醫從文”這樣一個重大而顯著的轉變現象背後，他其實一直都在嚐試進行特殊的“取今複古”，隻不過對西方自然科學及文史哲學等外來資源的“取今”過程較為清晰明顯，而對其童年及少年時期所接受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資源的“複古”過程則較為複雜、隱性。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