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之魂》是魯迅創作(而非翻譯)的第一篇小說，相關討論始於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已基本得以澄清，懸而未決的問題重心也就進一步轉移到相關的價值評判上來。與魯迅援為框架、背景的曆史原材料(主要為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所著的《曆史》)相比，《斯巴達之魂》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增刪調整和獨特創造。據李昌玉的整理，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在敘述角度上，《曆史》對波希雙方作平行的客觀的記敘，小說是單方麵描寫希臘人抗擊侵略的行動和精神。(二)在立意方向，《曆史》中的希臘人是因畏懼法律而戰、被逼到死地而不得不戰，小說則升華為自覺地義無反顧地“為國民”而戰。(三)在人物塑造方麵，小說中隻有斯巴達王黎河尼佗和將軍柏撤紐在《曆史》中有原型，其他預言者息每卡是“合二為一”，二王戚是“一分為二”，二目疾患者作了大幅度擴充，此外還創造了一個忠於祖國、剛烈無比、光彩照人的婦女形象涘烈娜和一個對推動情節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又完成了靈魂自我淨化的人物克力士泰。(四)小說有著完整的充滿了傳奇性的故事情節和嚴謹的結構，這是從《曆史》中絕對抄摘拚湊不出的。(五)小說中大量形象的描寫、濃鬱的抒情、激昂的議論文字是《曆史》中沒有的。
如何看待魯迅的這一番調整和創造？他的這種努力是否如樽本照雄所說的“使赫羅德托斯(著作)所具有的簡潔性和曆史的重要性遭到破壞”，是“沒用的”，“水平相當低下，隻能說是負麵的價值”，甚至“索性隻進行翻譯，不知要好多少倍”？筆者以為，如果單純地從小說的情節安排及人物塑造是否符合希波戰爭的史實及當時斯巴達的國策民情來看，樽本照雄先生所得出的結論是無可厚非的；然而以曆史著作的標準來要求文學創作，卻無異於緣木求魚，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曆史與文學、翻譯與創作都自有其各自的內在要求和存在價值，尤其是作為虛構藝術的小說，其所描述的“逸事”往往都會“逸出”於“正史”的話語敘述之外，更何況是一些幽微隱曲、隻能源於想象的細節。除了批評《斯巴達之魂》“情節的不合情理”之外，關於人物設置，樽本照雄先生還提出了一個看法，即“賽雷娜與克爾達斯(即涘烈娜和克力士泰——筆者注)二人，是穿著斯巴達衣裳的中國人”，這無疑是跳出了斯巴達及中國思維定勢的“他者”才會具有的獨到眼光，一針見血地道破了《斯巴達之魂》濃鬱的希臘、日本表層色彩之下“中國傳統”和“中國問題”的實際旨歸。
從小說情節人物的設置來看，首先，魯迅拋開波希戰爭的紛繁頭緒和複雜背景，單取希臘方麵不畏強暴、反抗侵略的壯烈精神，這既符合那場戰役的史實，又顯示出魯迅堅守正義、相信進化論的同時反對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貫思想；相比之下，“客觀敘述”的《曆史》則帶有一種不問是非的曖昧態度，而梁啟超在《斯巴達小誌》中的相關敘述就更是“喋喋譽白人肉攫之心”，公然鼓吹弱肉強食、侵略有理了。其次，魯迅弱化了斯巴達人“一履戰地，不勝則死”的國法，強化了其民重義輕生、為國而死的崇高精神。這樣的處理實際上已經使人物、情理和藝術真實性開始由斯巴達向中國轉移了，因為一來中國人在戰場上的舍生忘死正好主要依靠個體道德精神的崇高，而不像斯巴達那樣靠“國法”的完備；再者，在斯巴達劇烈的階層衝突之下，想代替“斯巴忒亞泰”主人參戰並戰死的仆人(奴隸)是絕不可能出現的，而中國則恰恰數千年來一直都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並且一直不斷地塑造、歌頌和鼓勵著徹底犧牲自己利益甚至不惜代主人死的“忠仆”或“義仆”形象。而小說的後半部分則幾乎完全是裹著斯巴達外衣的中國情節和人物了：柝聲，犬吠，少婦，老嫗，孤燈……在典型的傳統中國村野情境中，丈夫歸而叩門，妻子以為又是自己的愛慕者克力泰士來了，便“請以明日至”，以便讓彼此的關係限於白天光明正大的來往(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拒絕。事實上成年斯巴達武士白天必須待在軍營，不會有普通的日常生活)；得知是丈夫於溫泉門戰士全部戰死的情形下生還，懷孕臨產的妻子涘烈娜竟為了“國法”、“榮光”、“武德”和丈夫的恥辱而伏劍自刎，以死諫夫(其實斯巴達實行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的財產公有製，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家庭，女性的榮譽在於多生健壯的孩子，並不與丈夫直接掛鉤；而隻有中國女性的絕對從屬、依附地位才會時常導致這種為丈夫而赴死的“烈婦”出現)；最後，將軍柏撒紐因為克力泰士以自曝其短為代價所披露的“死諫”隱情而決定專門為涘烈娜豎立紀念碑(根據斯巴達的法律，隻有死於戰爭的男子和死於產褥的女人才能將名字記在墓碑上，涘烈娜以臨產之身自戕，非但不可能被立碑嘉獎，反而很可能招致唾棄；而中國則自古以來就有“表彰節烈”的社會傳統)。可見，如果以處於危亡關頭的近代中國曆史背景為參照，從滿腔愛國熱忱、毅然將國家民族的命運負於肩頭的思想先驅們對中國政治、社會問題及其出路所作的種種思考、探索出發，《斯巴達之魂》中看似不合情理的一番創造便有著“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了，對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也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