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1907年前後的幾篇長文裏，不管是宏觀上的國家民族出路，還是具體方法策略，以及關於生死、犧牲、“國”與“人”的衝突、“群”與“個”之關係等一係列問題，魯迅已然形成了一個粗具規模的思想體係，與作為觀念速寫的《斯巴達之魂》中零散而不經意的表露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不僅如此，《文化偏至論》開篇就批判“新國林起於西”之後“輇才小慧之徒，於是競言武事”的浮淺野蠻，揭露“緣救國是圖，不惜以個人為貢獻”的主張不過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乍一看，這實在令人驚疑：他自己的《斯巴達之魂》不正是在鼓吹“尚武”和“為國民死”麼？但仔細一點，深入一點，我們就不難在“劇變”的表象之下發現諸多更為堅固的“不變”成分。首先，魯迅1903年塑造的“斯巴達”骨髓裏其實是反侵略、愛和平，有舍生取義之崇高精神而無軍國主義之苛政形式的變了形的“中國”；他所“尚”的也從來就不是“鉤爪鋸牙”的“力角”之武，而是“強項敢死”，寧肯殉國衛民而死也不淪為“殺國人媚異族之奴隸國”的高尚精神。而1907年，無論是主張打破中西藩籬，“將已立準則，慎施去取，指善美而行諸中國”，還是批判“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術弗行”，抨擊一切中國傳統舊物“唯恐不力”的全盤西化論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複不察歐美之實”(《文化偏至論》)，其實都體現出他沿著1903年的思想根係不斷開掘、不斷完善的線索和路徑。
當然，由於青年魯迅慣有“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許壽裳語)的閱讀思考狀態，其思想的廣度和深度自然也有突飛猛進的一麵，使留日期間的這兩個階段也呈現出一些鮮明的差異。首先，1903年的魯迅是熱血衝動、年少氣盛的，導致他出現兩種相互加劇的思想傾向，一是極端輕生死，二是過分重榮譽。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小說中找出許多以反複為修辭手法來渲染斯巴達武士視死如歸精神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