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們開始跳舞”——郭沫若與創造社的方向轉換
蔡震
1928年5月的一天，匿名避居在日本東京鄉下的郭沫若，與前往德國途中來看望他的成仿吾一起，接受了兩位日本左翼作家藤枝丈夫、山田清三郎的采訪。藤枝丈夫和山田清三郎是為《戰旗》雜誌采訪成、郭二人的，目的是了解中國的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戰旗》是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即“納普”所辦的刊物。
不久後，在《戰旗》上發表了兩位日本作家所寫的訪問記，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據說現在中國的無產階級作家們，正在爭相閱讀刊登在《戰旗》、《文藝戰線》，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我國無產階級文學作品。而我堅定不移地相信，在××(原文如此，應係“革命”——筆者注)的炮火中誕生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也必將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產生不少的影響。”山田清三郎《訪中國的兩位作家》，日本《戰旗》1928年7月號。這樣一個曆史細節，實際上反映的是當時中日兩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之間的聯係。
從文學革命開始，到革命文學、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階段，中國新文學隻走了短短十年路程。這一變化和過程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始於創造社的方向轉換，而創造社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是受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啟發和影響，雖然山田清三郎們那時並不清楚這一點。
大革命失敗後重又聚集到上海的創造社作家，曾準備聯合魯迅與其他進步作家，“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並就先行複刊《創造周報》，由魯迅、郭沫若、蔣光慈等一起列名為撰稿人刊登了廣告及“複刊詞”。但是彭康、李初梨、馮乃超等一批剛從日本回來的創造社新銳們攪了局，在創造社展開的文化批判中，魯迅、茅盾反而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新文學陣營內進行了一場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
郭沫若在1928年1月寫了一篇帶有宣言意味的文章。文中宣稱：
文壇上的鬥爭漸漸到了一個第二階段了。從前的鬥爭隻是封建式的鬥爭，是以人或地理上的關係為背境。
目前的鬥爭是更進了一步，我們是以思想、行動及一切階級的背境為背境。
這篇文章原來擬定的篇題作《天才病治療》，在撰寫的過程中，郭沫若與成仿吾一起討論到《資本論》日譯本中一條腳注的翻譯有誤，應該作“其餘的世界都好象靜止著的時候，中國和桌子們開始跳舞起來——想去鼓舞別人”。於是，他索性把篇題改為《桌子的跳舞》。他說：
我這篇東跳西跳的文章，目的就在鼓舞靜止著的別人。
最妙的是我們中國老早就在跳舞了。
我這桌子跟著我們中國一齊跳舞。
郭沫若和創造社同人這些“桌子們”確實鏗鏘起舞了，而且想鼓動文壇一起跳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之舞。不過他們舞動的最初發端，並非自1927年底1928年初那一批創造新銳加入才開始，應該更早一些，始自創造社1925年前後倡導的革命文學運動。
創造社提出“革命文學運動”的觀念，進而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包含了自我批判與自我否定的過程的，因為他們在登上“五四”文壇的時候，高張個性主義，崇尚表現自我，追求“為藝術的藝術”。若從新文學發展的曆史進程來說，由這樣一個被視為“藝術派”的文學社團首先倡導以階級革命的理論觀念支撐的文學運動，似乎有點匪夷所思。但是若以創造社作家留學生涯的日本背景而言，以創造社作為“五四”文壇一股主要力量，在其文學活動中所帶給新文學的日本近代文學(尤其是在文學觀念、文學思潮流派方麵)的影響而言，這恰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它表明這場開始於觀念意識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到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啟發和影響。
其實，從無產階級文學發展的世界背景看，無論中國還是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其直接的思想來源都是“十月革命”以後蘇聯興起的無產階級文學，但當時的蘇聯文學與中國“五四”新文學之間缺少較為直接的聯係，於是，構成了半個新文壇的一群留日文學青年，又恰逢其時地擔當起這樣一個角色：把“五四”新文學的發展走向與已經開始發展的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聯係起來。郭沫若無疑是一個代表性人物，我們可以通過他看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