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原惟人提出“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理論之後，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曾就“藝術大眾化”問題進行了一場論爭，這又直接波及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郭沫若和創造社最先做出了反應。1928年1月，藏原惟人發表了《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新階段》，根據列寧關於藝術是屬於民眾的，藝術必須紮根於民眾中間，與他們的感情、思想、意誌結合，為大眾所理解、熱愛的觀點，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學大眾化的要求，日本文壇就此展開了討論。林伯修在1929年3月即撰寫了《一九二九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一文，同樣是根據列寧的上述觀點，指出大眾化是“普羅文學底實踐性底必然的要求”。郭沫若接著發表了《新興大眾文藝的認識》、《普羅文藝的大眾化》，馮乃超發表了《大眾化的問題》，鄭伯奇發表了《關於文學大眾化的問題》。郭沫若在文章中宣稱：“我現在提出這個極尋常的口號，叫著：無產文藝的大眾化！”他還特別提及自己已經注意到在日本文壇的新動向。“日本的大眾文藝(這是指日本通俗文藝中使用著的概念——筆者注)近來和改良馬種一樣又大大的改換了新的氣象了。有一派無產文藝的作家進展到大眾文藝的舞台上來，在不知不覺之間正在表演著‘改梁換柱’‘金蟬脫殼’的一套把戲。這不是大眾文藝的進展，這是無產文藝的進展。換句話說，就是無產文藝的通俗化。”藏原惟人的“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理論，在創造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過程中多有介紹和援用。
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當時除蘇聯之外世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最活躍的一部分，1928至1932年間發展到它的全盛時期，這也正是郭沫若和創造社、太陽社在新文壇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時期。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在直接受到蘇聯無產階級文學影響的同時，也受到蘇聯“拉普”對於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消極影響。“拉普”提出的“文學的布爾什維克化”、“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口號在日本文壇都有響應，這也影響到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郭沫若、創造社以及其他倡導這一文學運動者的主張中都可以發現這樣的內容。
1932年5月，聯共(布)通過《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決定取消“拉普”，成立全蘇聯作家協會，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曆史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曆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蘇聯文學藝術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這一理論很快被引入中國左翼文藝運動。郭沫若在30年代前期的文學主張，就是圍繞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進行思考的。
郭沫若和創造社首先倡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盡管有不少偏頗之處，但對於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發生了很大影響。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對於左翼文藝的關注和領導，是自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之後才真正開始的。毛澤東於40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並解決的文藝為工農兵的方向、作家與藝術家的無產階級世界觀、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等問題，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實際上也都已經被提出，在郭沫若的文學主張中就都有所涉及，隻是尚未能解決，畢竟這隻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開始期。
1929年2月，創造社被國民黨當局以“印發共產黨反動刊物”的罪名查封。郭沫若總結創造社近十年的曆史，說：“它以有產文藝的運動而產生，以無產文藝的運動而封閉。它的封閉剛好是說無產文藝的發展，有產文藝的告終。”而在創造社近十年的運行軌跡中，一直包含有日本和日本文學因素這一點，也是值得文學史記取的。
(作者單位：中國郭沫若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