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命”呼聲中的戲劇新、舊之爭及其影響
李祥林
中華文學有詩、文、詞、曲等類型劃分。百年回眸，作為“曲”的本土戲曲，其升降沉浮跟現代中國史上的社會轉型和文學演變相關聯。受製於某種思維定勢和話語慣性，話劇的中心化和戲曲的邊緣化成為一枚硬幣的兩麵，如此態勢在當今著作中不難見到。究其緣由，除了跟學術領域中學科之間分界越來越細致、越來越刻板的現實有關，也跟20世紀初以來“文學革命”呼聲中戲劇“新”、“舊”之爭及其影響有深層聯係。下麵，擬就此談談個人管見，以供學界朋友參考。
一
一般認為，“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它是晚清文學改良運動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發展，是適應以思想革命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而發生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封建製度的批判必然的轉向對封建主義文學的攻擊，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成了一場文學革命運動。在中國文學史上豎起一個鮮明的界碑，標示著古典文學的結束，現代文學的起始”。
百年前的中國，風起雲湧，社會裂變，麵對西方文化湧入，國人文化反省自覺，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宗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狂飆突進地蓬勃開展起來，波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領受新風的仁人誌士們努力以“世界的眼光”檢討本土的傳統，在他們看來，文學革命之於思想啟蒙和政治革新至關重要。“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共同之缺點也。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這是高擎文學革命旗幟、正式喊出“文學革命”口號的陳獨秀的宣言。1917年2月，他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在文學進化觀的引導下，“新”、“舊”話語的衝突異常尖銳，文藝觀念的論爭十分激烈，尤其以戲劇界和詩歌界最為突出。絲毫也不用懷疑，作為中國現代史上首次猛烈衝擊封建堡壘的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文化開創了新紀元的“五四”運動的確功不可沒，對之我們務必給予充分的肯定和到位的評價。但與此同時，對於當年激進的先驅者們在批判本土傳統文化時常常流露出將孩子同洗澡水一塊兒潑掉的念頭和態度，今天我們應再作反思，也不必諱言。
由於不純粹是文學上的原因，自從20世紀初這場文化“新”、“舊”論爭在中華大地上開展起來，話劇和戲曲就成為激進者眼中判別先進與落後、開放與保守、創新與守舊的分野標誌。當時，舶來的話劇在引進之初即被冠以“新劇”的稱號，以區別於本土固有的傳統的“舊劇”。如《中國大百科全書？戲劇》有關條目所言，“新劇”乃是指“中國早期話劇，因有別於中國傳統戲曲，當時叫新劇，又稱文明戲”。1914年5月創刊、由夏秋風主編的《新劇雜誌》，以“昌明新劇”為辦刊宗旨，即是中國早期話劇的第一種專業刊物。中國話劇是以春柳社在日本東京首演《黑奴籲天奴》為誕生標誌。彼時，《春柳社演藝部專章》作為該社登場亮相的開場白，便直截了當宣稱“本社以研究新派為主，以舊派為附屬科”，並且指出：“演藝大別有二：曰新派演藝(以言語動作感人為主，即今歐美所流行者)，曰舊派演藝(如吾國之昆曲、二黃、秦腔、雜調皆是)。”在那個變革呼聲日益高漲的時代，當視野開拓和觀念更新使人們意識到“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時，推翻舊戲曲，創造新戲劇，追逐世界戲劇潮流便理所當然地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文化界最強烈的呼聲。既然“新劇”代表時代新風，是文明的標誌，理應提倡，那麼，自然而然，以京劇、昆曲等為代表的“舊劇”便成了其對立麵，當遭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