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文學的海內與海外
郝明工
如果說漢語文學在從古至今的發展過程中，在中華一統的大前提下，早已經從民族文學轉向國別文學的古代發展，那麼，進入20世紀以來的漢語文學，已經從國別文學向著語種文學演變，即呈現出漢語文學的現代趨向。在這裏，並不否認漢語文學在古代中國也曾出現過向著語種文學發展的某種端倪，主要出現在所謂漢字文化圈的諸國之內。然而，隻有當漢語文學的書麵語言體係從文言文向著白話文進行現代轉換，並且出現漢語文學的國際傳播，才有可能真正促成漢語文學趨向語種文學，從而適應了人類社會從19世紀的歐美現代化到20世紀的全球現代化這一文化轉型背景下世界文學發展的大趨勢。
依據歌德在19世紀初期最先提出的關於世界文學的構想，世界文學應該是各個民族文學、國別文學進行文化交流的產物，也就是來自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學在互相交流之中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在這裏，僅僅從歌德的構想再往前邁進一步，也就是說，從語言表達的角度來進行考察，就會看到20世紀的世界文學會由諸多語種文學的現實構成，因而世界文學不僅僅是人類進行文化交流的產物，而且也將是人類進行語言創造的產物。由此可見，在人類社會的文學現實中，既有著不同民族或不同國別這樣的文學之分，也有著不同語種這樣的文學之分。所有這一切，將會直接影響到與漢語文學相關的學術思考。
從文學書麵寫作的角度來看，從最初的詩發展為全麵的文學，隨著個人文學書寫能力的不斷提升，不僅個人語言表達的文學對象越來越紛繁複雜，而且對於文學對象進行個人表達的語言本身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因而文學的發展也就在這兩者的相輔相成之中展示為從曆史到現實的具體過程。所以，語言與文學自始至終難以分離，也就在於語言可以承載文學的不同文化內涵，而文學的文化內涵也可以運用不同語言來進行表達。這就意味著具體的文學與具體的語言之間，既有著文學的文化內涵與語言表達之間的固定關係，於是便出現以特定文化為內涵規定的文學，從民族文學到國別文學；也有著文學的文化內涵與語言表達之間的選擇關係，於是便產生了以特定語言為表達手段的語種文學，從漢語文學到其他的語種文學。於是，就漢語文學的現代發展而言，似乎就出現了漢語文學的海內與海外之分。顯然，海內的漢語文學就是作為國別文學主要構成的中國漢語文學，而海外的漢語文學既可視為語種文學的各國漢語文學，與此同時，在其國內又能成為國別文學的構成之一，諸如東南亞、歐美各國的漢語文學。
一
海內漢語文學之說實際上源於海外漢語文學的現實命名，而海外漢語文學事實上便具有這樣的實際命名——從海外華人文學到海外華文文學。不過，無論是海外華人文學，還是海外華文文學，都與作家個人的漢語寫作直接相關。首先是，從僑居海外的華僑，到移民海外的華裔，運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都是華人文學，盡管並不排除華人用其他語言寫作的文學作品；其次是，無論是華僑還是華裔，運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都是華文文學，盡管並不排除華人之外的其他作家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要言之，作家是否運用漢語寫作這一方式來進行個人的文學創作是最關鍵而又最根本的。這既是從海外華人文學到海外華文文學如此命名更替的安身立命之處，又是海外漢語作家與海內漢語作家之間進行文學互動的至關緊要之處。
顯而易見的是，僅就chinese literature這一英語譯名而言，與之相對應的漢語譯名中，“中國文學”是具有某種泛指性的，而“華人文學”或“華文文學”則是各具某種特指性的，雖然都可以在約定俗成的前提之下進行一般性的運用，然而，就名實相符的語言運用來說，“漢語文學”無疑具有最為明晰的外延與內涵，因而也就應該有可能成為概念性的學科命名。這並非是出於理論上的一種臆斷，事實上更有著來自語言運用上的證明——“中國大陸的世界華文文學研究，從1979年開始醞釀(以《花城》創刊號所發表的曾敏之《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為標誌)。”這無疑表明，漢語文學這一命名實際上是最早出現的一個命名。然而，隨後又出現了對於漢語文學這一命名的拋棄。這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