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如此，從超民族性到超國別性，都程度不等地顯現出了文化融合過程之中漢語文學超越漢民族文化、超越中國文化的超文化性來。這就意味著漢語文學的文化之根擁有了多元文化這一現實，而這一多元化的文化之根，正是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之中形成的。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歌德之後，於1848年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那樣：“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麵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在這裏，不僅“世界的文學”發展趨向對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學”進行了多元文化的擴充，而且關於文化交流的“世界性”預言也正在成為全球化之中多元文化交融的現實，因而漢語文學的超文化性不過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文化交流的具體體現之一。
隻有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才可以真正把握住漢語文學何以會具有超民族性、超國別性、超文化性這樣的語種文學特征。可以說，從語種文學的角度來看，所有那些已經出現而存在著的世界各國的漢語文學或漢語寫作，實際上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海外華人文學或海外華文文學，即海外漢語文學，實際上應該是世界性的漢語文學現象。因此，在中國北京出版的《世界華文文學》既然已經將“海外”改寫成“世界”，也就應該更進一步，重新命名為《世界漢語文學》，來與《世界漢語教學》相呼應，以實現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從而展示出漢語文學這一語種文學發展的大趨勢。
二
隨著漢語文學學術研究的日益發展，關於海內漢語文學的文學史書寫也不斷進行，諸如《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漢語新文學通史》的先後出版。不過，無論是《中國現代漢語文學史》注重漢語文學的海內構成，還是《漢語新文學通史》在海內文學史中加入海外文學因素，都呈現出漢語文學史個人書寫過於強化漢語文學的某一特征，忽略了海內漢語文學以及海外漢語文學的三重特征，失落了海內漢語文學史書寫的豐富性與完整性。所以，應該從對漢語文學這一概念進行學術正名出發，對已有的那些關於漢語文學的種種命名進行學術性的區分，然後從文學發展的角度進行文學史料與文學現象的梳理，進行從文學史價值到文學價值的雙重判斷，以區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在漢語文學現代發展中所發揮的從階段性到總體性的影響與作用。
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可以說海內漢語文學的研究與海外漢語文學研究應該是具有不同側重點的：較之海外漢語文學具有語種文學、民族文學、國別文學這樣的三重特征，海內的漢語文學則具有國別文學、民族文學、語種文學這樣的三重特征。這就是說，海外漢語文學更加突出的是語種文學這一特征；而海內漢語文學更加突出的是國別文學這一特征。顯然，無論是海外漢語文學，還是海內漢語文學，在三重特征之中，正是以民族文學特征作為中介維係著語種文學特征與國別文學特征，進而在三位一體之中最終體現為海外漢語文學與海內漢語文學之間的文學書寫差異。
正是在兩者之間存在著文學書寫差異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海內漢語文學與海外漢語文學之間具有根本上的文化之別：前者是在同一個中華文化之根的基礎上，通過漢語寫作來表達出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後者是在超越單一的中華文化影響之後，通過漢語寫作來表達出本土文化的獨特內涵，具有多元的民族文化性質。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漢語文學的超文化性可以是，也隻能是相對於海外的漢語文學而言的，如同漢語文學的超民族性是相對漢民族文學而言一樣，也如同漢語文學的超國別性是相對中國文學而言一樣。所以，對於海內漢語文學來說，由於不能同時具備超民族性、超國別性、超文化性的三重特點，從而與可以同時具有這三重特點的海外的漢語文學相對舉，實際上是不能構成海外與海內這樣的對應關係的。
所以，在消解這一海外與海內的虛擬對應之後，海外漢語文學與海內漢語文學，在事實上也就共同構成了世界性的語種文學的漢語文學。因此，與中國漢語文學相對應的，正是其他的各國漢語文學，即可命名為世界漢語文學，以便形成世界漢語文學與中國漢語文學相對應的語言表達，而這將是符合名實相符與約定俗成的語用原則的。如果能夠達成這樣的學術共識，也就可以放棄海外華文文學這樣的說法，更不用提出海內漢語文學的新說法，而是將漢語文學研究置於漢語與文學的基點之上，其研究對象既可以是中國漢語文學，也可以是世界漢語文學，更可以是漢語文學，從而使世界漢語文學與中國漢語文學之間形成對應關係，兩者共同構成漢語文學，以不斷拓展漢語文學的研究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