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趣的是張資平讓女主角引述的這一段經文，使得讀者容易產生困惑，也就是從文本來看，女主角並不像已婚婦女，可是所引的《聖經》經文卻明明指涉的是女子婚姻出軌所犯的罪。我們先來看看韋生剛認識芳妹的情形：
他們兩個既然接觸得這樣親密，他們中間的戀愛自由花，沒半年工夫，也就由萌芽時代到成熟時代了。
之前，韋生以一個外國留學生寄住她們家，初來乍到，照顧他的任務全落在芳妹身上，兩人因此近水樓台地戀愛了。一直到他們分開，都沒有提到婚姻出軌的問題，且在韋生赴外地實習、姨媽將芳妹帶到東京散心時，姨媽看芳妹寂寞，於是“姨媽介紹一位住在她旅館裏的大學生和我來往”，顯然芳妹是單身的。所以，張資平透過芳妹引述《羅馬書》7∶3，意涵不明。我們將引文放回《聖經》的文本，通過前後文來解讀，發現《羅馬書》1~7節所說的主旨乃是律法顯明了我們肉體的罪惡，唯有將肉體的罪性與耶穌同釘十字架，才能脫出“律法∕罪”這樣必死的肉體運作結構的束縛，而進入基督聖靈的釋放自由生命。因此，芳妹引述的《羅馬書》7∶3我們隻能放寬來詮釋，亦即在婚姻之外與之前的性關係，通通是犯了奸淫的罪了，得罪了以後他要嫁的丈夫與神。
很有意思的是，姨媽介紹東京的大學生給芳妹認識，兩人去帝國劇場看了一出戲劇——托爾斯泰的“複活”，之後沒多久她就到鄉下女醫師那裏處理腹中嬰兒的問題，也因此接觸到耶穌上帝而有了信仰。“複活”二字非常象征性地說明了芳妹的信仰曆程，之前活在罪裏的生命像是死亡，認識耶穌之後，因著十字架的救贖，已死的生命複活了。
隻不過這樣複活的生命，在韋生認罪懺悔之後，戛然而止，已經不是他敘事的重點了。至於另一個故事《施洗的河》，在所謂“複活”的生命方麵，則有新的開展，我們稍後將論及，先看看北村的罪惡書寫。
先說男主角的名字“劉浪”。我相信對於小說作者而言，命名是重要的，他像父母、像上帝賜給角色名字，賦予了豐富的意義，並充滿聯想。“劉浪”這個名字太難不讓人聯想到“流浪”，再與《聖經》聯結，浪子回頭的故事立即躍出。當然，這裏的浪子回的頭並不是轉向肉身的父親殘忍、瘋狂的劉成業，而是那位赦罪、接納我們的天父。
劉浪生於霍童，是爸爸強暴佃農的女兒陳氏所生的孩子，從小有一種靈性的敏感，在強悍的暴發戶父親眼中是一個懦弱的孩子，後來就讀於父親發跡所在的樟阪的醫學院，畢業後沒有行醫，而是到了樟阪繼承父業，且變本加厲，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更加殘暴、性情怪異的黑道商人。在殺人無數、作惡多端之外，與對手馬大抗爭一輩子，兩人的事業也幾乎同時衰敗。走投無路之時，用僅有的錢買了艘小船從樟阪順流而下，來到霍童與樟阪之間的一個小荒原杜村，遇上了一群基督徒，因此信主。
作者北村敘述劉浪的罪惡，除了情欲的放蕩，幾乎是全麵描述各類冒犯神的惡行。謀殺、貪婪、詭詐、忌妒、謊言、猜疑等等，幾乎是人類本性中原罪之繁茂的開花結果——流浪於伊甸園之外的人類的代表之作。當然，和張資平敘述的韋生與芳妹之間的情欲掙紮比起來，北村的罪惡書寫不僅更加豐富、複雜，而且具多麵性。當然《施洗的河》是一本長篇小說，就篇幅來說本當如此深廣，但是更引人入勝的是北村描寫主角在罪中打滾，其辯證性與深度非《約檀河之水》可比擬。最具震撼性的是劉成業沒病沒痛卻為自己預備棺材，而他的兒子劉浪依樣畫葫蘆，也在事業有成後為自己修墳，甚至還住進墓穴。他在墓穴中手淫，孤獨哭泣，領悟到自己已在滑向衰老，終將寂滅與死亡；劉浪成為一個穴居人，完全孤獨地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麵對死亡；然而這樣的純粹孤獨，卻是複製、遺傳自他那位暴虐、瘋狂且被自己瞧不起的父親劉成業。罪惡與死亡緊緊聯結，成為人類的dna。在所有需要救贖的人類血液裏，無論是張資平或北村的小說文本裏，原罪的主題緊緊釘在其基督宗教之神學書寫中。
北村的罪惡書寫裏重要的悔改主題，並非以積極正麵的“認錯”作為書寫的主軸，而是以消極負麵的模式進行，亦即生命的罪惡之路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以認定，這是一種存在的意義危機，表現形式是“缺乏意義”，一種生命之中完全沒有存在意義與價值的危機，結果就是無法忍受生命，一般的解決方案是“逃避生命”，通俗的說法是自殺。北村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