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孝作忠與儒學複興——以抗戰時期郭沫若和馬一浮講
陳俐王海濤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華民族一直在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是軍事抗戰，一是文化抗戰。如果說軍事抗戰的主戰場在中原大地，那麼文化抗戰的主要陣地則在大西南。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國家文化機關及重要高校、文化名流等也大量遷往內地。1938年4月，武漢大學西遷四川樂山；1939年9月，著名大儒馬一浮先生經過與政府及各方多次磋商，在著名寺刹樂山烏尤寺正式創辦“複性書院”。各路群賢畢集，講學論道。再加之故宮國寶中一部分南遷至樂山縣安穀鄉和峨眉縣，樂山一時成為抗戰時期民族文化振興和傳播的名城。其實，在複性書院創辦之前，樂山就有悠久的書院教育曆史，如樂山的東岩書院、高標書院、九龍書院，特別是明代即始的九峰書院，延辦至近代，著名的經學大師、今文經學的代表人物廖平先生曾任主講(書院院長)。他的關門弟子黃經華、帥平鈞等先生後來成為郭沫若的中小學老師。深厚的國學傳統通過師生的傳承，自覺或不自覺地浸潤滋養了一代文豪郭沫若。
四川一直是國學重鎮，以尊經書院為據點發展而來的四川教育對於傳統文化的研究和維護，並沒有因“五四”時期短暫的反孔運動而衰退。通過私塾及書院教育而傳承的儒學，在四川有著深厚的根基和土壤。主張文化保種，認為中國文化可以同化西方文化的呼聲在四川從來沒有中斷過。因此，抗戰時期複性書院落腳樂山烏尤寺，成為儒學複興的重要據點，就顯示出曆史的必然性。馬一浮先生正是本著“唯學術不亡，然後民族乃不可得而亡”的文化保種理念，不遺餘力地將複性書院辦成研究國學“六藝”的純粹書院。因此他在複性書院的示講，成為正統儒學教育在樂山，也是在整個民族曆史上的最後一抹餘暉。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在樂山發生的與儒家文化複興有關的三個重要事件就顯得非常意味深長。
一
1939年，抗戰進入白熱化階段，時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父親膏如老先生於7月5日病故。郭沫若得電星夜返家，為父治喪，這是一次影響巨大的“榮哀”，上至國家領袖、黨、政、軍要人、知識精英，社會賢達，下至基層政權、親朋好友、街坊鄰居，社會各界人士的題詞、像讚、唁電、挽聯，如雪片飛來。這一場喪葬祭奠活動持續四月之久，郭氏家族嚴格按照先儒古禮，聘請德高望重的先生為死者舉行隆重禮儀。先是做完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場”，然後舉行隆重的安葬儀式。儀式程序非常繁複。首先是遴選德高望重的耆宿負責書神、點主儀式。郭家特別聘請了著名理學大師、複性書院主講(院長)馬一浮先生主持“書神、點主”儀式。馬一浮先生本是謝絕一切俗務的清流名士，哪怕是高官要人，馬先生也絕不俯就應酬，能同意擔任葬禮的“點主官”，算是給了郭沫若很大的“麵子”。郭氏家族對馬一浮先生的接待規格完全按照古禮：動用旗鑼鼓傘，四人大轎前往迎接，點主官的乘轎臨近孝家時，孝子要趨步向前，麵對轎門跪請點主官下轎，迎進室內休息，然後舉行“書神、點主”儀式。祭奠開始，鳴炮三響，然後鳴磬，擊鼓，奏大樂、細樂。郭沫若的兄弟、兄嫂弟媳、侄兒侄女、孫輩頭戴孝冠，身著孝服，腳穿孝履，披麻執杖，由司儀徐徐引入，潔身淨體，背負亡靈牌至書主、點主台虔誠叩拜……
接下來，喪葬儀式又舉行了“三獻”盛典，設置了“歌詩、讀禮、講書……”等十二道程序，其中“歌詩、讀禮、講書”都是由有名望的先生吟唱講解四書五經中關於孝之詩句，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子輩在父靈前跪聽儒家經典的熏陶教誨。其中，由郭沫若的小學老師帥平均先生作“點書官”。帥先生曾就讀於樂山九峰書院，是經學大師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後又留學日本，由於常將“吾師廖井研”掛在口上，曾經被郭沫若在其自傳《我的童年》中幽過一默，為此帥先生曾耿耿於懷。郭沫若回鄉，專門前往帥先生處磕頭道歉，師生方言歸於好。在此祭典上，帥先生專講“孝”道，從“孝”的字形考證，然後引申《易經》之義到“孝”之現實意義，口若懸河，專為昔日之“造孽徒”，今日之郭廳長講解一小時之久。郭沫若等親屬“匍匐台前，感泣而極”。這位以白話新詩而聞名於世的叛逆新詩人，這次卻以最純正的傳統祭奠形式，以最正統的宗法倫理道德為準繩，回遡自己一生的行狀，其間充滿著對自己有悖於家庭倫理而反省、自責、懺悔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