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這場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滿濃鬱儒教禮儀色彩的盛典，由“千年國粹，一代儒宗”馬一浮先生主持，經學大師廖平先生的傳人帥平均先生講“孝”，呼應著樂山另一個講“孝”的話語事件，即馬一浮先生在樂山複性書院開示講學。馬一浮先生在講學中，以儒學六藝總攝一切學術，將六藝總為德教，而“孝”則為德之本，首講《論語》之後，緊接著就是對《孝經大義》的講解。在《答張立民》書中，馬先生引用《孝經辨義》語申明講“孝”的重要性，特別強調“……非孝無教，非性無道……孝以導和，為帝王致治淵源”。其基本觀點是將“孝”看作對“德”的踐行。先生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係，從批判現代文化弊端入手，指出如果“以萬事萬物為愛惡攻取之現象，而昧其當然之則，一切知解但依私欲，習氣展轉增上，溺於虛亡穿鑿，蘊之為邪見，發之為暴行，私其身以私天下，於是人生悉成過患矣”。馬一浮認為，要治私欲，必欲反其本，學習六藝之道，不過洞察表明善的本性而已，而返躬求諸心性的途徑則是求之於《孝經》，因為它“使其體認親切，當下可以用力。踐行盡性之道即在於是，故知六藝之要歸，即自心之大用，不離當處，人人可證，人人能行，證之於心為德，行出來便是道，天下自然化之則謂之教”。馬一浮反複闡明德是性，孝是行，通過對孝的體認和踐行，才可以達到“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的效果。因此，六藝之旨約在《孝經》。
實際上郭沫若父喪奠禮中，國家黨、政、軍及社會各界要人的挽聯、題詞、函電的話語形式，正是這種理論的通俗表達。幾乎都是上聯頌郭老太爺之美德，下聯對郭沫若的當代功績進行高度評價，並勉勵郭沫若移孝作忠，為國盡忠，再創輝煌。函電中絕大部分用了“為國珍重”之詞，特別傳達出郭沫若身為“國家之人”的政治身份和曆史定位。國家權力意誌對個人的要求和約束得以集中表現。
民間儀式就其本質而言，是通過一種程序化、象征性的表演活動，表達同一族群或社群的文化認同，通過文化崇拜完成社會控製功能，增強族群的內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在軍事抗戰、文化保種的大環境下，這場儀式不僅僅在於彰顯郭氏家族的榮耀，而且以父喪祭奠的儀式活動為話語載體，強化作為華夏民族文化根基的儒家禮儀，將國家權力話語與民間情感訴求彙聚融合，“孝”與“忠”打通，家與國一體，其實質是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人心、共赴國難的動員大會；是以民間儀式對底層老百姓進行民族意識啟蒙的宣傳大會。民間文化和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因“孝道”而溝通、融合，顯示出上下一心、眾誌成城、抗禦外侮的民族意誌。
因此這一本屬家庭個人性質的事件實際上成為民族意識形態話語集體表演，鮮明地表現出對民族文化意識和道德規範的皈依遵從。這場儀式，是郭沫若將個人自由放在民族的祭壇上，獻祭於列祖列宗的犧牲儀式。郭沫若深知這場儀式對於上至國家，下至故土的示範意義。早在20世紀初日本留學期間，他就意識到“吾家為鄉中望族，一舉一動影響全鄉”。而今，郭沫若作為抗戰時期國共兩方共同樹立的文化領袖，這場個人之父的祭奠儀式也就轉化成為效忠於國族的宣誓儀式。郭沫若在現場宣讀的《家祭文》中之最後陳辭，儼然就是一篇抗戰之形勢與我們的任務的演講。
三
這場盛大的父喪祭奠儀式之後，郭沫若與“孝”有關的話題並沒有終止。無獨有偶，回到陪都重慶後，又遇樂山同鄉和屬下胡仁宇先生的老母去世，因種種原因，胡先生未能回家奔喪。胡母的周年祭時，胡仁宇先生心潮難平，便撰寫了一篇長文表達思念之情，誰知原稿居然被盜。憑著對母親的一腔深情，他又重寫祭文。祭文結尾，正如郭沫若之家祭文，胡先生將祭母與“抗戰建國”聯係起來申發其意義：
人類社會之得綿延不絕，民族生命之得係榮滋長，與世共存者，不但賴有無量數之“賢父”，實亦有無量數盡母職之良母，先總理昭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尤以孝道為愛國齊家之本，總裁“報國與思親”之感言，其能如晨鍾之發人深省，使我中華民族立於健強之境，獨力抵抗敵寇五年，屹立東亞，宏揚世界。